民国二十年（1931），大同监牧区首任监牧高东升卸任，费品璋（Devleeschouwer Emiel，1888-1969）被任命为代理监牧。二十一年（1932）2月19日，费品璋卸任，邓维道（Frans Joosten，1874-1948）出任第二任监牧。是年6月14日，邓维道被擢升为热尔曼尼保理主教。17日，教廷传信部宣布成立大同代牧区。21日，任命邓维道为大同首任宗座代牧。同年8月28日，邓维道在荷兰由教廷传信部部长王老松枢机（Willem Marinus Cardinalvan Rossum，1854-1932）祝圣。

图9-1 高东升

图9-2 费品璋

图9-3 邓维道

一、蔡宁的巡查

民国二十二年（1933）3月，首任宗座驻华全权代表刚恒毅总主教（Celso Costantini，1876-1958）因病辞职。是年12月4日，教宗比约十一世（Pius XI，1922-1939）委任蔡宁（Mario Zanin，1890-1958）为第二任宗座驻华全权代表，特授总主教衔，领衔Traianopolis in Rhodope（古色雷斯城市，遗址位于希腊城）主教。翌年（1934）1月7日，蔡宁在罗马接受教廷传信部部长伯多禄•富马梭里•毕翁弟枢机（Pietro Fumasoni Biondi，1872-1960）的祝圣。同日，教廷委任蔡宁兼任天主教哈尔滨传教区宗座署理。

图9-4 蔡宁巡查大同教务

是年4月，蔡宁抵达香港，5月14日抵达南京，后去上海，沿路北上，在天津会见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于斌（Paul Yu-Pin，1901-1978），后经北平访问宣化、张家口、大同。10月自北平抵汉口代牧区，顺长江巡查九江、安庆、芜湖，再赴南京。

对于蔡宁来说，这仅仅是一次例行的教务巡查，然而对于大同来说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可惜却没有留下更多资料，仅有照片存世。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蔡宁再次来到大同，于25日祝圣了毕业于大同总修院的16名执事成为司铎，并有合影照片存世。[1]

图9-5 蔡宁祝圣16位新铎后合影

图9-6 蔡宁祝圣16位新铎后与神学院师生合影

二、教务统计数据

以下为大同代牧区时期的教务统计数据以及民国二十三年（1934）大同所辖地区的人数统计：

表9-1 大同代牧区1932-1939年教务统计数据[2]

表9-2 1934年大同天主教人数统计[3]

以下仍以大同教区上任主教郭印宫在自己的手稿中留下的大同代牧区时期各个堂区教友数字的记录作为参考，与以上数据互为印证：

表9-3 1932-1942年大同代牧区堂区教友人数表

民国二十六年（1937），大同代牧区有圣母圣心会士22名。教堂18处，分别是大同总堂、榆林、西河河、莫家堡、西册田、马家皂、浑源、西加斗、天镇、灵丘、千千村、胡家窑头、马庄、许堡、南村、张官屯、东辛庄、涧村，教友8250人。以下表格，列出了大同代牧区所属各堂区的基本情况。

表9-4 大同代牧区各堂区基本情况表[4]

三、抗战初期的大同教会

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8日，南口战役打响，之后平绥路柴沟堡发生激烈战争，伤兵由南运下，大同县许堡天主堂传教士德广惠成立临时伤兵收容所进行治疗，西册田传教士英式贤带领医生李德山[7]四处寻找伤兵并医治创伤。8月26日，南口战役结束，27日张家口沦陷，日军西进山西。在日军到达之前，德广惠将伤兵全部换装出走，英式贤则组织全部人员归队或回家。

9月（阴历七月），日寇进入山西，各堂区神父尽力保护当地民众而并不论其是否教友。日寇到大同西册田一带烧杀抢掠，经时任本堂英式贤，副堂葛道德、司礼义三人与日军交涉才避免了对我同胞的杀害。他们给所有在教堂院内寻求庇护的民众发放胸章，上写“天主堂教友”以策安全。当时，灵丘县教堂被日军付之一炬，天镇县教堂被日军抢劫一空。教徒李汉军、李廷美、左辅仁等十余人毅然参加八路军抗日，以后仍然有职者多数已退居二线。在进窜大同的过程中，大同城内已遭日机多次轰炸，居民逃往成立教堂及车站附近大同总修院者甚多。[8]而大同总修院的传教士们是首先救护日机轰炸下负伤军民的团体，他们还出钱疗养无法为生的伤病铁路工人。[9]

9月13日，大同沦陷，费品璋为保护教众平安，迫于无奈而应士绅邀请与基督教牧师及绅士等出城迎接日军入城。

民众遂邀请教士出面斡旋，免得生灵涂炭，教士费品璋于是偕同基督教牧师及城中士绅，出城与日军前锋官佐，说明城中已非武装地区，请顾及居民安全，以是日军占据大同，并没有发生流血惨剧。

而且是费品璋发觉了日军陷害中国百姓的诡计而使得大批在教堂避难的百姓幸免于难，当时大同的居民：

纷纷到教堂避难，尤以妇孺人数为众，后来都因教士的大无畏精神，消除了不少的意外事件。日军搜查教堂，也不只几十次。某次，一个狡猾的日军，有意滋事，在检查孤儿院时，他打算藏一支手枪在院里的一个角落，这种阴险的诡计，幸而被费品璋教士发觉，教堂幸免于难。[10]

当时，大同城南守桥的日军非常野蛮，肆意骚扰地方百姓，西河河村司铎范普厚目睹此种情形，于是挺身进城跑到特务机关仗义执言，日军的气焰因而得以稍敛。[11]

那时候浑源城教堂的教务不甚发达，城里只有教徒数十人，传教士在战事紧要关头大力帮助百姓。日军没有到临的前两日有国民党军队的眷属二十多人来教堂避难。9月15日，有妇孺一百多名也都争来教堂避难。当时城郭已开始抢掠，到第二日，难民的数字已达六百，教堂地方狭隘，至此已无容足之地。传教士傅耀四、姚耀生二人日夜轮守教堂大门以阻止日军擅入，其间虽也遭受了不少磨折，然难民都得以安居无事。不过食粮却成了问题，由于没有人敢出去寻取，傅耀四曾亲身到指定地点背荷食粮以资急用。十天以后城门开放，但门岗日军故意和出入的民众为难。教堂傍近城门，传教士看见民众受扰不过就勉为其难地送往迎来，每日总有三四十次，但行人却因此少受了门岗许多留难。[12]

当难民离开浑源教堂时，附近小村东辛庄教堂却遭到了意外的灾难。民国二十七年（1938）3月8日，有一大批日军在天刚黎明时就开进村来，原来有汉奸控告教堂窝藏着密探，适逢这时有不少的新信教者在堂里听道理，日军遂将司铎贝化民连同听众一起捆绑入城。第二天，浑源城司铎傅耀四也被日本宪兵扣押，日军又抓去教堂余留难民妇女三十多人，还派人到东辛庄召集教徒，在圣堂里发表了一篇极端反对教会的演说，而后将该堂若干教友关押起来。数日后传教士被释放，而被押的教徒则遭到审问，逼令他们供出传教士有反日的言论，但却终无所得。这些东辛庄教友有的被拘押两月之久，还有两人遭到枪杀。[13]

民国二十八年（1939），山西又遇水患。阴雨连绵二十余日，暴雨成灾，房屋倒塌，农作物歉收，人民苦不堪言。阳高县本堂田种德大批发放救济，信教者每人大洋两元，儿童入校读书则三顿饭免费；同时浑源县涧村堂区神父也对教徒发放救济物资，受到了教徒和非教徒的称赞。[14]

四、《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书中的大同教会

民国二十八年、日本昭和十四年（1939），日本人平山政十所著《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发行，书中对于当时大同代牧区各个教堂的情况进行了简述，其中亦有部分错误，在此修正、摘录、整理如下：[15]

表9-5 大同代牧教区教势一览

大同县城内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大同县城内（大同）

信徒数 四〇〇

志愿者 二四

（四二四）

主任司铎 荣德扬

会计 石厚德

马庄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大同县马庄村

信徒数 七二〇

志愿者 三九

（七五九）

主任司铎 濮德施

榆林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大同县榆林村

信徒数 二〇〇

志愿者 三

（二〇三）

主任司铎 贾德胜

千千村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大同县千千村

信徒数 六〇〇

志愿者 一七〇

（七七〇）

主任司铎 姚耀生

许堡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大同县许堡村

信徒数 一〇四三

志愿者 六五

（一一〇八）

主任司铎 德广惠

告老司铎 王翰题

西册田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大同县西册田村

信徒数 一四〇〇

志愿者 一二〇

主任司铎 英式贤

司祭 包慕哲  司礼义

张官屯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阳高县张官屯村

信徒数 六七〇

志愿者 一〇〇

（七七〇）

主任司铎 费品璋

马家皂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阳高县马家皂村

信徒数 七六二

志愿者 一二四

（八八六）

主任司铎 李本思

天镇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天镇县城内

信徒数 四〇一

志愿者 五五

（四五六）

主任司铎 田种德

莫家堡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罗文皂莫家堡村

信徒数 二七四

志愿者 二〇

（二九四）

主任司铎 葛乐生

东新庄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浑源县东新庄村

信徒数 六〇〇

志愿者 三二五

（九二五）

主任司铎 贝化民

浑源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浑源县城内

信徒数 二八五

志愿者 二二〇

（五〇五）

主任司铎 傅耀四

南村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广灵县南村

信徒数 四五〇

志愿者 二〇〇

（六五〇）

主任司铎 方中颜

西加斗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广灵县西加斗村

信徒数 七五五

志愿者 一四四

（八九九）

主任司铎 魏光熙

此外由于原属朔县代牧区左云八台、鹊儿岭堂区现已归于大同教区管辖，故而对此两地亦做介绍。

八台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左云县八台村

信徒数 一八五

志愿者 五

（一九一）

主任司铎 德神丸（Fortunatus Dilzer）

德神丸为德国方济各会士，生于1906年10月15日，1933年7月25日晋铎。

鹊儿岭天主堂

天主堂所在地 晋北左云县鹊儿岭村

信徒数 二五〇

志愿者 四〇

（二九〇）

主任司铎 葵神父（Hyginus Zaglauer）

葵神父为德国方济各会士，生于1907年6月6日，1935年3月17日晋铎。

五、《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书中的大同代牧区财政

民国二十八年、日本昭和十四年（1939），日本人平山政十所著《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书中对于当时大同代牧区的财政情况也进行了简述，其中亦有部分错误，在此修正、摘录、整理如下：[16]

大同代牧区收入财源（一年间）

罗马教皇厅补助金 二五〇〇〇元

外国教会寄附金 一〇〇〇〇元

大同代牧区财产收入 一五〇〇〇元

合计 五〇〇〇〇元

大同代牧区经费支出（一年间）

天主堂经费 一四〇〇〇元

神父生活费 三〇〇〇元

教育事业费 一〇四五〇元

救济事业费 七二〇〇元

建筑修缮费 一五三五〇元

合计五〇〇〇〇元

此计算不包括大同神学院在内。

六、代牧区首位国籍司铎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7月24日，原籍西河河村的杨如霖（1860-1900）作为大同第一位本地司铎在城内殉道。十一年后，宣统三年（1911）8月，王履新（1911-1991）在西河河村出生，成年后走上修道道路。民国二十九年（1940）8月24日，王履新在代牧主教邓维道手中领受铎职，他既是第二位出自西河河村的神职，也是第二位大同本地神职，更是大同独立承担教务以来的首位国籍神职，从而被青史所铭记。

图9-7 杨如霖

图9-8 王履新

七、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时期的大同教会

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大同代牧区的教堂数量已经发展到十八、九处，各个教堂均设有常驻本堂。笔者发现了一张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七年（1942）年2月5日由蒙疆[17]天主教联络事务所印制的《蒙疆天主教各教区教务概况一览表》，[18]其中的大同属于蒙疆六区（西湾子（1840）、厚和（1883）、大同（1922）、朔县（1926）、宣化（1926）、集宁（1929））之一，当时有司铎32人、修士15人、修女5人、男教友5198人、女教友5000人。

八、集中营时期的大同教会

民国三十年（1941），从比利时、荷兰两国政府对日宣战时开始，日军对比、荷籍教士就开始加以限制，但对于不同代牧区的限制规则不同，对于大同的教士曾规定他们行路的界限，而这种种限制和规定是在是年十二月一日发出命令要求教士们遵守的，但不久又解除了。[19]

民国三十二年（1943），华北地区的比、荷籍传教士尽数被押解往山东潍县所谓“敌国人集团生活所”。日军不论老年人还是病人而将其一并集中，此种做法在军事上与外交上均无先例。日军如此控制传教士的理由是：“教士拒绝作亲日宣传工作，民众对教士信赖以及教士对民众的同情等。”[20]就这样，绥远、集宁、大同、西湾子四个代牧区的传教士一百三十一人、修女三十二人全数被日军强迫离开了他们的传教区，每人只许携带必要的衣服、被褥及几种零用、少数书籍和做弥撒的用品，其他珍贵物品多被日军没收。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传教士与修女们齐集在平绥路四个车站，被装在同一列车的两个车厢里，人数计有二百余，还有病人、行李，实在是拥挤不堪。他们经过两日两夜的行程，被押解到山东潍县集中营关押。[21]

潍县集中营原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产业，里面有学校、医院、宿舍、校园及其他附属房舍一百多间，四周有围墙和铁丝网围护，多年来几经侵占和破坏，早已狼藉不堪。在这里拘禁的人数共计—千七百五十名，其中有传教士三百一十八人、修女一百五十八人；传教士的国籍则多属比、荷、美三国，一般平民则英、美国籍者最多。在集中营里有日军一队看守，严禁被拘禁者与外人交接，任何理由都不准外出，任何人也不准入内，一切生活工作都由俘虏自己操作，凡是吃苦的、出汗的活计，传教士们全都自动负担。一切食料虽由日军统一供给,可是几个月的食品几乎常是一样的东西。至于被禁的家属，统计有学龄儿童百余名。一月后居然还开设了一所临时学校，大多由传教士和修女充当教授，并且青年人也有愿意研究中文、英文、历史及哲学的，教师中也并不乏这样的人才，总计三个月内授课达三千小时。每天早晨，传教士们都是起床最早的，因为他们要做弥撒及诵经祈祷，而七点以前就该结束这些工作，听候照例的点名。

五个月以后，日军准许天主教传教士和修女们迁到北平教会的房院居住。北平软禁为时两年，行动略较潍县自由，于是传教士们开始研究中国新旧文学和中国历史，准备将来在传教事业上能得到更丰富的成效。这是迁来北平的好处，也是教宗饬令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斡旋得到的结果。[22]在北平拘禁时期，曾经的大同监牧区首任监牧高东升因病逝世。

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传教士们八百八十一日的禁锢从此也得到解放。[23]

图9-9 胡儒汉

在传教士被拘禁的两年中，大同代牧区仅有国籍司铎王履新一人，遂由朔县、集宁、宣化三个代牧区调来神父帮忙，由集宁代牧区胡儒汉（1902-1986）代理主教。当时调来帮忙管理教务的有集宁的胡儒汉、宋元牧（1902-1966）、刘辉（1889-1986）、高海熙（1901-2000）、刘仲明（1915-1999），朔州的苏轼德、侯神父、龙神父、贝神父，宣化的赵神父、韩世举，以及保定来的侯景文、呼市的傅明渊（1905-1956）等。当时的大同代牧区仅阳高县的张官屯，大同县的西册田、许堡、马庄，广灵县的南村等处由国籍司铎驻堂，其他堂区已无司铎。而当时大同代牧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由教廷统一拨付给北京（普爱堂）、天津、上海三处账房来支付各地。至解放前夕，大同教区国籍司铎有王履新、贾耀、郭印宫、王清惠、陈文森、姚正一6人，外籍神父28人。18处教堂常驻神父，小型活动场所共106所，全教区有教友8000余人。

九、升格教区

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邓维道等外籍神职人员重返大同，从集宁、朔州和宣化三个代牧区来帮忙的神父各回本代牧区。三十五年（1946），国民政府与罗马教廷建交，派遣主教黎培里（Antonio Riberi，1897-1967）为驻华公使。是年4月11日，教宗比约十二世（PopePiusXII，1939-1958年在任）颁布宗座宪法，宣布在中国成立教会圣统制，将中国原来具有传教区性质的代牧区包括香港在内一律晋升为教区，共设20个教省、79个主教区以及38个监牧区（初具雏形、尚未成立正式教区的传教区域），共137个教区，每省会设一总主教区。目前这仍是圣座认定的中国大陆教区划分，其重要性在于促进中国天主教圣统之建立以及中国教会的本地化，名为《教宗庇护十二世成立中国圣统制的宪法》，其中颇为重要并涉及大同代牧区名称变更的内容如下：

天主教之传教工作，进展神速，使我深受感动。在咨询过传信部枢机主教团各兄弟的意见后，我乐意接受田耕莘枢机主教之建议，在广大的中国地区，以更稳固、更系统化的方式去照顾、管理和培育教友。现时的情况，使我深信时机经已成熟，决定在中国成立教会圣统制，如同在世界其它国家一样。

因此，我征得了与此事有关的有心人士的赞同，伏求天主圣神的光照，恳祈童贞圣母玛利亚、伯多禄及保禄二位宗徒，与及一切为中国人民宣扬基督而流血殉道的各位真福，在谨慎考虑后所得的确切认识，为归至高荣耀于天主及促进天主教信仰，我以宗座权力，颁发牧令，成立中国教会圣统制：

将全国划分为二十个教省，并指定各教省的总主教座堂，以及其所属的各个教区。

……

五、山西教省──总主教座堂区为太原区，隶属教区有汾阳、潞安、朔州、大同、榆次。

……

为上述已成立的二十个教省，及已划定的总主教区或主教区，我亦在此等地区内设立总主教或主教职位，而此等总主教区或主教区则以所在地方命名。

我赐与这些新总主教及新主教们的职权、特恩、令牌、恩典及荣誉，一如世界其它总主教，主教所享有者；他们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亦无相异之处。我特别恩准总主教们胸前挂十字架，并穿佩圣带，但须先获得宗座及枢机会议之批准。

就目前的时间和地点的现实情况，这些新成立的教区，还未能正式组织教区参议会，因此，遵照圣教法典，我特许其选任教区咨议员，以代替教区参议员之职务。

凡有关领导及管理教区事务，诸如：关于主教出缺时，署理主教之选举；有关神职人员及教友们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关于其它类似问题，均须遵从教会法典的规定。

此外，我以教区目下的收入、教友的奉献，供应主教的膳食。

上述新成立的各主教座堂区，深愿托付得人。我声明把那些代牧区的牧者，升为总主教或主教，因为他们在管理所托付的代牧区内，一直非常努力传扬天主教的信仰。为此，我明令免除他们过去代牧区之职务和职衔，任令他们全权负责管理新教区。至于新教区的事务，无论是物质或精神上的，我均赋予他们一切与牧职工作有关的权力和特恩、义务和责任。

……

本函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教宗在位第八年纪念圣教宗良一世之瞻礼日，颁于罗马圣伯多禄大殿。

图9-10 路达天

由此，大同代牧区升格为大同教区，邓维道留任为大同教区首任正权主教，仍辖大同、浑源、灵丘、阳高、天镇、广灵6个市县教务。三十六年（1947），邓维道退休回国，委任路达天（Frans Vanderstraeten，1901-1967）为代理主教。截至1949年，大同教区有教堂78座，神职人员29人，[3]其中教区司铎3人（王履新、贾耀、郭印宫）、会籍司铎26人，教友7863 人。不久之后，新中国成立，全新的时代开始了。（完）

[1]平山政十著：《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昭和十四年（1939），第189页。

[2]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

[3]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36页。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大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大同文史资料》（17），大同：政协大同市委员会文史处，1990年，第85-86页。

[5]《阳高文史资料》记为1936年，详见政协山西省阳高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阳高文史资料》（二），大同，1987年，第210页。

[6]《阳高文史资料》记为1939年，详见政协山西省阳高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阳高文史资料》（二），大同，1987年，第210页。

[7]另一说为一名护士，详见[比]王守礼著：《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傅明渊译，北京：上智编译馆，1947年，第116页。

[8] [比]王守礼著：《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傅明渊译，北京：上智编译馆，1947年，第112页。

[9] [比]王守礼著：《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傅明渊译，北京：上智编译馆，1947年，第119页。

[10]同上。转载自刘青瑜：《塞外苦耕——近代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1865-1950）》，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6页。

[11]同上。

[12][比]王守礼著：《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傅明渊译，北京：上智编译馆，1947年，第113页。

[13] [比]王守礼著：《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傅明渊译，北京：上智编译馆，1947年，第114页。

[14]《雁北宗教志》（初稿），大同：山西省雁北地区行政公署民族宗教事务处，1986年，第133页。转引自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63页。

[15]平山政十著：《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昭和十四年（1939），第157-169页。

[16]平山政十著：《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昭和十四年（1939），第201页。

[17]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日本侵略者于1939年至1945年间在今内蒙古中部（当时中华民国的察哈尔省和绥远省等地）操纵成立的一个傀儡政权，有模仿另一个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迹象。1933年，各盟旗王在绥远百灵庙召开自治筹备会议。1934年，成立"蒙疆政府联合委员会"，在联合委员会下以张家口为中心设立了"察南自治政府"。1939年，联合委员会又与"蒙古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改组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此政权的首脑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首都在张家口，使用成吉思汗纪年。虽然此政权声称实行蒙古民族主义，但事实上在日本设计的边界线内有80%人口是汉族。

[18]《蒙疆天主教各教区教务概况一览表》，张家口：蒙疆天主教联络事务所，1942年。

[19][比]王守礼著：《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傅明渊译，北京：上智编译馆，1947年，第121-122页。

[20] [比]王守礼著：《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傅明渊译，北京：上智编译馆，1947年，第122页。

[21] [比]王守礼著：《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傅明渊译，北京：上智编译馆，1947年，第122-123页。

[22]政协山西省阳高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阳高文史资料》（二），大同，1987年，第214页。

[23]  [比]王守礼著：《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傅明渊译，北京：上智编译馆，1947年，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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