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但当我们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环顾左右，我确实害怕了。美军放弃汉城，几乎是不战而退。三八线并不是打过去的，几乎可以说是走过去的。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大家都知道，但凡战场上的敌人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撤退，而不是溃退，那就要十分警惕了！”

在1950年12月31日的寒冷午后，中朝联合军队人数超过30万，发起了他们的第三次重大战役。这场战役中，中朝联军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战斗力。

面对他们强烈的攻势，超过10万名“联合国军”士兵被迫在汉江北岸进行背水一战。

由于担心重蹈覆辙，遭遇全面溃败的风险，终于在1951年1月2日，他们开始了全线撤退。

关于这次撤退，20世纪70年代南朝鲜出版的一些书籍作了生动描绘，它们描述了美国、英国等国家军队在撤退过程中的惊慌失措。

联合国军的士兵匆忙弃置了所有的重型炮兵和机关枪等支援火力武器，争相爬上卡车向南逃窜。车上已经拥挤到连一个小孩都无法挤上的地步，甚至连携带步枪的士兵都寥寥无几。

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尽可能远离那恐怖的敌人，只想拼命逃跑。

在这种混乱之中，“后退狂热”迅速蔓延开来，士兵们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在这场历史性的战役中，中朝联军在严寒的环境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勇气。

他们在冰天雪地中忍受饥饿和严寒，不懈地追击敌军。

连续8个昼夜的持续作战，中朝联军成功向南推进了80至110公里，有效地将战线推至“三七线”附近。这一系列迅速而果断的行动，最终在1951年1月4日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朝联军成功占领了南朝鲜的首都汉城。

在1951年1月7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全国各地人民欢庆汉城解放》的报道。这篇报道详细描绘了全国各地人民对于汉城解放的喜悦和庆祝活动。

与此同时，这场胜利在中朝两军内部引起了一些思想上的波动，在部分军人中，开始滋生一种轻敌和速胜的心态。

他们兴奋地讨论着关于美军将会迅速撤退的种种预测，如“美军要速逃，美军要撤退”、“由北向南，一推就完”以及“快打，快胜，快回国”等言论。

尽管中朝联军取得了战场上的显著成就，在这个紧张的历史节点上，展现了彭德怀将军非凡的军事洞察力和领导能力。

彭德怀深知，战争不仅仅是前线的枪林弹雨，还涉及到对敌人意图的深刻理解和准确判断。在第三次战役中，虽然中朝联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彭德怀敏锐地意识到，这种优势可能是敌人策略的一部分。

事实上，联合国军的主力并没有全力以赴地参与战斗，而是采取了一种看似被动的撤退策略。这种策略只让中朝联军歼灭了大约1.9万名敌军，远低于预期。

彭德怀分析，如果中朝联军继续南进，后方的补给线将会被过度延伸，而在敌人的空中轰炸和海上封锁下，粮食和物资的供应将会面临巨大挑战。

他洞察到，联合国军可能是在故意引诱中朝军队深入南方，以便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同时在东西两侧海岸进行登陆，利用其在海空军上的优势，实施南北夹击，重演仁川登陆的战术。

面对这种复杂的战场局势，彭德怀表现出了冷静和果断。

1951年1月7日夜，他在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作出了关键性的决定。

他命令前线的各军从8日起停止追击，改为占领有利地形，加强防御，以防敌军的可能反扑。这一决定标志着第三次战役的结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可能的战略陷阱。

彭德怀将军的这一决策引起了朝鲜人民军中苏联总顾问的质疑。

该顾问对彭德怀的战术选择持有不同意见，他公开表示不满，质疑道：“胜利之后不追击敌人，这在军事上是不常见的。我们真的应该听从这样的司令官吗？”

斯大林对此事的回应则是坚定而明确，他通过电报回复，严厉斥责了这位苏联总顾问的质疑。

斯大林在电报中强调：“彭德怀是一位经验丰富且经过多次考验的指挥官。他领导的志愿军在战场上击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今后，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所有决策，都应该听从彭德怀的指挥。”

在1952年7月，彭德怀将军在一个作战会议上，回忆起了他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彭德怀将军在回忆中提到，他一生参与了无数次战斗，从未感到过恐惧。

在朝鲜战争期间，当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他确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担忧和恐惧。

他说，当时志愿军已经向南前进了数百公里，后方的物资供应线本就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而敌军则利用飞机对志愿军的运输线进行了天天的猛烈轰炸，使得军队的物资、粮食和弹药供应变得异常困难。

在空中有敌机轰炸，地面上则面临美军的坦克和大炮，而左右两侧沿海又是美军的舰队，这些舰队即使不上岸，也能利用舰炮对志愿军进行打击。这样的严峻局面使得志愿军随时都可能面临巨大的厄运。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严峻形势下，彭德怀深知，继续前进将会给志愿军带来巨大的风险。他坚定地决定停止进攻，不再向南前进，并开始为抵御敌人可能的反攻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