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永兴元年（304），刘渊“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之号”，正式起兵，揭开了反晋斗争的序幕。在魏晋南北朝史籍中频繁出现的“屠各”既然与南匈奴有着长期杂处的历史时期。

那么“刘渊是匈奴屠各种”说看来并非是空穴来风，但从血缘而言屠各和南匈奴又确有明确的分野，因此刘渊不可能既是南单于嫡裔又是屠各种，这其中还有不少混沌不清之处。

魏末晋初聚居在晋阳周围的匈奴五部的大体情况：即各部以屠各刘氏为尊，而作为真正的南单于后裔的刘猛，则应是在邓艾上书后，才被加显号居于雁门的，这才有了后来的泰始七年（271）的“匈奴帅刘猛叛出塞”之事。

基于此，刘渊被拥立的主要原因也变得清晰起来，即屠各刘氏取得了五部匈奴的显贵家庭地位，而刘渊作为并州屠各首领之子，可谓是“贵族中的贵族，王子中的王子”，因此具备了新的世选资格。

当刘豹取得匈奴部族领导权后，中原王朝又开始重视起并州屠各这一势力，故而有邓艾建议：“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当咸宁五年（279）刘豹去世后，刘渊才被晋廷任命为左部帅。

关于刘渊的质任洛阳及被任命为部帅经历，其中也有值得细究之处。质子的身份与王位继承制度是有密切联系的，按照少数民族政权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其质子首选儿子或弟弟。

若以此论来看，刘渊继承人身份应是无疑的。但事实上是，刘渊质任洛阳，确实是因为他的刘豹之子的身份，使其具有成为质子的价值，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已经拥有了继承权，严格而言他只是具备继承资格而已，此二者放在世选制的语境下是有本质区别的。

中原王朝任命刘渊继任左部帅，是基于汉人长久以来对世袭制天经地义的认识，因而理所当然地任命了在洛阳为质的刘渊继任，这与当年东汉册立质子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兜楼储是如出一辙的逻辑，并不能说明世选制传统已被破坏了。

试想若没有晋廷加以干涉和主动任命，那么被拥立的就一定是刘渊而不是他的兄弟吗，这完全是不确定的。

因此，若要用质子身份来反证其继承人身份时，必须在同一继承制度背景下进行，否则如上述情况，是不能得出互为充要条件的结论的。

事实上，刘渊被拥立为大单于而非自发地继承单于位的过程，反而更能体现出世选制传统仍在延续。

《刘元海载记》载：惠帝失驭，寇盗蜂起……以谋告之。以上这一段话详细记述了刘渊被族人拥立的动机，其中刘宣等人所说的“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即应指的是呼厨泉单于被软禁邺城的情形，而他们最初拥立刘渊，也仅仅是想将现在的匈奴五部恢复到呼韩邪单于时的盛况，而不是打算要重新建立一个封建国家。

因此，他们承续的是南匈奴的法统，遵照的也应该是南匈奴的传统与制度，他们此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都仍是与部落时期的“贵人会议”相匹配的。

不过，在世选制背景下，南匈奴的虚连题氏已不再是原来那个实权家族。因此，此时由刘宣代表屠各刘氏、刘渊岳父呼延翼所代表的呼延氏等所组成的贵人会议，才会公推具备新世选资格的刘渊为大单于。

这一没有受中原王朝等外部因素干涉的推选过程，与休利单于之前的情形又契合起来。

换言之，永和五年（140）以来，中原王朝试图通过质任等方式来对南匈奴单于的继承事宜加以干涉或控制，这对于匈奴传统而言本来就是一种异态而非常态，当中原王朝无力干涉时，匈奴部族又会恢复到世选制传统的旧常态。

当然，此时的贵人会议之所以推举刘渊，一方面是基于其屠各刘氏嫡裔的血统，另外还有两个因素。

其一是基于其能力，这说明，刘渊确实具备很强的领导能力和极佳的领导气质，加之刘渊曾质任洛阳，应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素养，见识广博，因而其人被推举其实也符合少数民族推举强者的传统。

其二是刘豹、刘渊父子都与呼延氏联姻，说明在屠各刘氏在匈奴五部中刻意进行势力培植后，已和以呼延氏为代表的一些原南匈奴贵族已经达成了政治上的合作，因此这些南匈奴贵族在拥立刘渊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同时，刘渊在并州汉族士人阶层中也是有一定人望的，当西晋末历经“八王之乱”后，天下丧乱，不少汉士人对晋廷失望，不应州郡征辟，而愿意追随于刘渊。

另，还需注意的是，按照刘宣等人晋惠帝永兴元年（304）策动五部起兵时的说法，刘渊所能控制的人口仅有二万多人，而《北狄传》载：魏末，复改帅为都尉。······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即共计有三万落，一般估计在二十万人以上。

也就是说，这二十万人应该包含了于扶罗的南匈奴旧部、并州屠各以及其他匈奴种姓，人员构成很复杂。虽呼延氏与刘氏已达成合作关系，但并不能判定其余贵族及酋帅是否已受刘渊节制。

另外，刘豹一统的匈奴部落后又被拆分，除刘渊之左部外，另几部虽同为屠各刘氏控制，但亦不能确定是否听命于刘渊。

因此刘渊为了尽可能多地招集部众，才必须要伪造世系，假托南单于家族世嫡，以此树立其合法匈奴单于继承人身份。

综上所述，从汉末到西晋末刘渊起兵的这百余年时间中，内迁南匈奴部族的“显贵家庭”发生了由虚连题氏向屠各刘氏的转移，但世选制的传统仍然得以保留。

当中原王朝统一且强大时，是可以直接干涉匈奴部族首领位继承人选择的；当中原发生战乱，无暇顾及匈奴部族时，其传统的继承人选择方式则又重新得以使用，这也即是刘渊能被拥立为大单于的历史渊源。

但是，刘渊即大单于位与汉国的建立是不能等同的，此时他仍然只能算作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已，除了名号以外，与其父刘豹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刘渊从司马颖处借故逃回匈奴五部的初衷，只是为了摆脱离晋人对他的控制，并凭借曹魏以来其家族积攒下来的威望发展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一旦成熟，则可将匈奴五部恢复南匈奴初期的状况，亦足以在乱世中称雄一方。

但正如刘渊所说：“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那样，在他即位初期是并没有体现出要推翻西晋统治的抱负，乃至于反而要援助挟持着天子的司马颖，因此这与后来他反抗西晋、独立建国的事实是截然相反的战略态度。

然而，刘渊很快改变了这种态度，汉国的建立也意味着南匈奴及并州屠各脱离了部落形态，正式进入了国家形态。

同时，正是拥有了国家形态，相应的君权也就会得以确立，为了适应这种转变，那就必然要对旧有的权力结构进行变革，这种变革在确立皇权的配套行为——立储与分封中常常会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