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由皖西向鄂东转移，我们红十师过了新洲，经仓子埠以北向西行动。

前面是黄陂的长岭岗，这里驻敌三十师1个营，另有反动民团二三百人。

我带前卫团于拂晓发起攻击，一举将其歼灭，占领了长岭岗镇子。

天亮后，政委甘济时来了。

早餐时，我和他还在镇上每人买了两根油条。

在吃油条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看，你已经熬得两眼通红，去休息一会吧。

的确，红军出英山后，连续行军，我已经五天五夜没合眼，极为疲劳。

因为在行军途中，一来当时敌情严重，二来政委身体单薄，又患有肺病，我怕他熬坏了身体，想到自己比他年青，身体也好些，就抢着多做些工作。

而今天打下了长岭岗，长岭岗北面接近红安老苏区。

估计部队今天会住这里不走。

于是我对他说，那好吧，我洗个澡去睡一会。

还说了各团的位置，紧急情况下的应付办法，我们3个团是按"品"字形布置的。

他要我放心，快去休息。

午饭后，突然警卫员跑来向我报告，说政委遭敌人袭击，负了重伤，我大吃一惊，慌忙赶到政委处。

他伤在肚子上，伤势很重，样子十分痛楚，说不行了，我一再安慰他，但心里却像刀割一样难受。

医务主任来了，看到伤得这么重，连肠子都掉出来了，又失血这么多，也没有办法，只是用绷带包扎了一下，我们当时的条件太差，没有什么药品。

我心情十分沉重，束手无策，一直呆在他身边，他已经不能讲话了，由于疼痛，他有时显得十分痛苦和烦躁，但也看得出，他在努力地克制，有时又有一点笑容，我一再想方设法安慰他，一会，见他又烦躁了，对他说，给你爱人写封信好吧，他露出笑容，点点头。

过一会他又烦了，我知道他和哥哥关系好，对他说，写信给你哥哥好吗？

他又笑着点点头。

午后不久，敌机即来轰炸我军驻地，"轰隆"的炸弹爆声一声盖过一声，政委又烦躁起来，好不容易才弄清楚他想去总部。

总部在我们东面约15里地方。

我们搞了一副抬子，要两个勤务员跟随，派出一个班护送，一再嘱咐他们注意防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也要保护好政委，下午4点，他们出发，我们一直送出镇子。

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到总部，政委就在路上牺牲了。

当他的遗体送到总部时，大家很悲痛，据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流着眼泪带头在遗体前鞠躬志哀。

这一天，我心乱如麻，幸亏敌人没有来。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样好的政委会牺牲。

甘济时出身中农家庭，1900年出生，大我9岁。

中学毕业后，在家乡当过私塾教师。

1926年黄麻地区搞农民运动时，他积极参加组织农民协会、妇女协会，他主办平民夜校，亲自上课，宣传革命思想，1927年入党，不久任党支部书记，积极建立农民革命武装。

黄麻起义时，他是家乡一带的领导者，革命军上木兰山后，敌人大屠杀，在家乡呆不住，他曾跑到河南以教书为掩护，不久又回家坚持斗争，任紫云区委书记，红军回鄂豫边后，他领导群众积极配合对敌作战。

1929年，敌人对鄂豫边进行了3次"会剿"，他一面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活动，一面掩护老弱妇孺转移。

1930年他任黄安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委委员。

培养了大批干部，作出了很多贡献，1931年调到红军部队，先在红十二师任政治部主任，后任红十一师政委，他文武都行，在十一师时间较长，倪志亮当师长，打仗下决心的是他。

红十一师战斗力其所以提高得那么快，与他有很大关系。

8月初，他调到我们红十师，一听说他来，大家很高兴。

他来后，我们师面貌大变。

他重视部队政治工作，重视思想教育，他到我们师时，正是困难时期，反"围剿"开始，部队经长期作战，十分疲劳，敌情很严重，伤亡和减员比较大，加上继续冒酷暑行军转战，部队容易思想波动，他做了很多工作，对保持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贡献很大。

他作风民主，深入群众，对干部战士都很好，都很关心。

他平常话语不多，但讲话实在，条理性强，说服力强。

他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鼓动。

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我和他工作配合得很好，相互很信任。

对于军事工作，怎么指挥、怎么部署，我征求他意见，他都乐意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从来不干涉，作为政委来说，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对于政治工作方面，有时我提出的建议，他都很重视。

记得部队从燕子河出来到罗田的路上，我对他说，现在部队有两个问题，一是士气，部队部分干部、战士情绪有点不振；二是纪律，有个别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

建议以团为单位开个全体会。

他马上表示赞同。

接着一分工他就率先下去了。

我到二十九团，从三十团驻地路过时，即见他正在台上讲话，讲形势、讲纪律等等。

他说：在敌人的"围剿"面前，目前我们是有困难，但没有什么了不起，比起过去来，困难小多了。……

他还鼓励大家说：

"我们今天在吃苦，说不定明天要流血，革命就是要吃苦，斗争就是要流血。

不吃苦、不流血，革命不会成功的！

我们要不怕吃苦，不怕流血，才能取得胜利！"

他就是这样，雷厉风行，工作积极，热情很高，办事果断扎实，责任心强，他处处以身作则、生活艰苦朴素，因而在部队有很高的威望。

他对我很关心，对我说，你缺的就是文化，可以补一补，一天学一个字，一年就是三百六，我来教，果然，他一有空就教我写字学文化。

我常常想，自己遇到了一个好政委。

没料到他竟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他的牺牲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多少年来，我和同志们都经常想起了他。

大家都在纪念他。

政委甘济时牺牲，全师上下都很悲痛。

当夜，部队向河口开进，途中总部派周纯全同志接任政委。

他骑着骡子带着80多人的特务队来了。

以前我与他不大熟悉，他原是汉口纱厂的工人，1929年我们打游击时，他搞交通工作，给我们筹集过子弹，听说当过信阳中心县委书记。

到我们十师前，他是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政治保卫局长。

天快亮时，部队又来了一道命令，调我到红二十五军任军长，我看到命令上的二十五军的任职人员有：

军长王宏坤、政委王平章、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廖荣坤、副参谋长姚家芳。

当时分局和总部究竟怎么打算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只听说当时计划将主力红军编为第四、九、二十五3个军，分别以蔡申熙、王树声和我任军长，以四军和九军拉到外线，以二十五军留鄂豫皖内线作战。

天大亮后，我们进入指定的河口镇东南地区，按总部要求我将部队布置好后即打电话给陈昌浩政委，说到了驻地，部队布置好了，我走了，他说，现在不能走，要打仗，打了仗再说。

原来，敌人发现我军主力西移，急调原右路军的第一师，中路军总预备队八十八师和二线部队第十三师等向红安、麻城堵截，同时令敌陈、卫纵队加速尾追。

这时，从西面堵击我军的敌第一师师长胡宗南亲自率领该师4个团和敌俞济时八十八师1个旅（2个团）已先我进占河口。

敌见我军接近，立即派出八十八师那个旅堵击。

红十二师在我右翼，敌人正面向他们攻得很紧，并且胡宗南还派1个团从东面迂回。

我们抓住战机以二十九团在前面顶着敌人迂回部队打，又派出三十团从东向西南朝敌侧后迂回，很快，三十团迂回成功。

这样，我二十九团和三十团两面夹击，一举将胡宗南这个团全歼。

近2000人没有跑掉1个。

连团长也活捉了。

西面，红十二师同样打得勇猛坚决，全歼敌八十八师1个团，余敌逃进河口镇据守。

这是第四次反"围剿"中最干脆的一仗，全歼敌人2个团，敌人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

装备最好，排长以上都是黄埔生。

敌人这两个师还是第一次与我军主力交手。

这一回，仅我们师就缴获了80多支自动步枪（即轻机枪）。

当我们在河口地区与敌激战时，蔡申熙同志率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也在冯寿二地区与敌十三师激战，打退了敌人对河口的增援。

在战斗中他负了重伤，牺牲了。

蔡申熙是湖南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是黄埔第一期的。

后来参加北伐，任营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在湖南农村组织过农民武装，南昌起义前，党派他先后到贺龙、叶挺部队担任过中、高级职务，后来又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军委书记和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他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政治上军事上都很强，在战略战术上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作战指挥上机智果断，勇猛顽强，他牺牲了很可惜，是红四方面军的重大损失。

蔡申熙

由于蔡申熙同志牺牲了，来十师组建红四军的计划不能进行，我也就没有离开红十师留在鄂豫皖。

河口战斗结束，我回到师部不久，张国焘和陈昌浩一齐来了，了解情况，并征求下一步的意见。

他们问我怎么办？

我也知道四面的敌人快聚拢过来，部队得转移，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我说，要行动应该快作决定，我的意见，总部由我们师掩护，直插老君山，然后率十一、十二、七十三师经黄陂站、油榨湾，到罗山、光山、黄安交界处的陡沙河、白沙关、大山寨一带，那里有一大空隙，敌人的大部队也不容易进去。

地势居高临下，可向东，也可以向西向北。

我这样一讲后，他们面色都冷了，不作声。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有了转到外线的计划。

晚上12时，来了命令，部队向西北转移，到四姑墩一带，我们师驻四姑墩西南。

离开河口时，红十二师留三十五团掩护，该团与敌激战整日，顽强阻击敌人，该团团长姓陈，任团长不久，过去曾在我们三十团一营二连当连长，是个很不错的同志，这一回牺牲了。

这一天，红七十三师也在顽强阻击敌陈继承纵队先头师，血战至晚，毙伤敌副师长柏天民以下1000余人。

到四姑墩那天，分局在黄柴畈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

没有让我参加，就是因为我头天晚上提了意见。

下午三、四点时，周纯全回来传达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夜里突围，到铁路西，将来消灭敌人后再回来，也讲了行动路线，4个师分两路走。

他讲得很简略。

我当时的想法是，转就转吧，没有什么说的。

周纯全说要轻装，什么笨重的东西都不要，到什么程度？

医务处药挑子、牲口都不要，迫击炮不要，行军锅也不要。

当时全军只有我们十师有个迫击炮连、一共4门炮，还是徐向前当红一师师长时打花园缴获的，我们的炮打得很准，在战斗中作用不小。

可惜炮弹不很多，1门30发的样子，周纯全要全埋掉，我不同意。

我说，医院的东西都要带着，不就是那么一点东西，打起仗来需要它，行军锅要带，一口也不能丢，我们不能不吃饭。

4门迫击炮，考虑炮弹不多，埋2门，带2门，那些牲口全带着。

什么"笨重东西"？

其实我们没有，都是平时行军作战带的东西。

他见我不同意，自己去召集团的干部开会，布置"轻装"，我就和他"唱对台戏"，各团的同志不错，大家长期在部队，心里清楚，所以除了减2门炮外，基本上是原封不动。

"轻装"的要求不知是上面布置的还是周纯全发挥的，其实总部先也带着山炮营，山炮直到丹江边才丢掉的。

当晚，鄂豫皖分局和总部即率红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分左右两路纵队出发，从花园以北、广水以南地段穿过平汉铁路。

我军经两天两夜急行军，突破了敌两个师的防线，到达了平汉路以西约50里的陈家巷地区。

这时候，身负重伤的陈赓和刘英要离队去上海治伤，陈赓是红十二师师长，在扶山寨战斗中伤了腿。

刘英是红七十三师师长，在商、固边作战中伤了脑袋。

总部指示我准备经费（当时只有我们师有钱），我打电话给师后勤部长秦辉灿，要他分别准备多少金条、洋钱和国民党票子，直接送给我。

为了陈、刘的安全，上级规定，经费由我秘密交给他们本人或交总部转他俩。

没料到师部一个姓徐的参谋大概是偷听了电话，他伪造印章，抢先跑到后勤部冒领，后勤部长大意了，结果让这家伙领了钱跑掉了。

我们即又重新准备了两份，幸亏这家伙不知道这批经费是干什么的。

钱交给了陈赓、刘英，当天下午，他俩分别由地下党负责掩护去上海，陈赓向北经河南、安徽到上海，刘英向南经汉口往上海。

陈赓同志到上海一路比较顺利，到上海后，很快治好了伤。

他原来就是从上海进入鄂豫皖的，在上海搞保卫工作，保卫周恩来等同志，也整叛徒特务，上海对他来说比较熟悉。

在上海他还会见到了鲁迅，向鲁迅描述了鄂豫皖苏区的新气象。

后来，陈赓进入中央苏区，以鄂豫皖代表的身份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直到长征结束，一、二、四方面军会宁大会师时我才见到他。

刘英同志却不顺利，一到汉口就被敌人发现，结果遭敌人逮捕，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最后牺牲在汉口，刘英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是有很大的贡献和功绩的。

他是山东人，早年在冯玉祥部任职，被派到苏联学骑兵，在苏联加入共产党，回国后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

1929年派入鄂豫皖，他算来得较早的，只比徐向前同志晚一点，先到商南红三十二师，参加打商城，以后到鄂东北红一师当参谋长、师长，相继任过红十师副师长、师长和红七十三师师长，参加了许多战役战斗，并多次负伤。

在作战中，他英勇顽强，机智果断，是鄂豫皖红军的优秀指挥员。

我和刘英接触较多，感觉他熟悉部队，带兵有经验，指挥有办法，他既有山东大汉勇猛的性格，也有待人热情真诚，联系群众，关心士兵，以身作则的优良品质。

我发现他兴趣广泛，而特别喜欢战马，喜欢驯烈马，他身边经常有骡马各一匹，每次穿新衣服时都得给骡马看，他骑术精湛，可以站在马背上过河。

刘英同志的牺牲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大损失。

刘英画像

当晚，我们从陈家巷继续西进。

没料到，从此被迫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遭到了失败。

今天回想起来，其所以失败，有以下3个原因：

首先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盲目轻敌，对反"围剿"没有准备。

其次是在敌人"围剿"开始时，我们的作战方针不对头，不是避强击弱，各个击破，而是正面硬顶，与蒋介石嫡系拼消耗。

其三是推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系列错误政策的贯彻执行，动摇甚至毁坏了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和抗敌能力，加上不重视地方武装，不重视游击战争，没有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等等。

这是很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