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逆我者亡

曹操吸引和使用人才的目的是为统治服务，唯才是举是手段，巩固统治才是目的，因此，在不利甚或危及自己统治时，曹操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尽管这些人中有曾经为曹操立下汗马功劳的重臣，特别是在扫平北方，政权稳固之后，对凡是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无论功臣还是名士，杀起来都是肆无忌惮。

其实不光是曹操，历代王朝的帝王均是如此，帝王的头等大事不是什么社会富庶，百姓安康，而是家天下的稳固和延续，不要去相信什么明君贤君，皇权体制下的所有皇帝本质上都是暴君。

如果说杀荀彧还有些模糊不清的地方，那么，下面几个人则明白无误地是曹操所杀。

杀崔琰。

前面已经讲过崔琰和清河崔氏的一些事情，此不赘述。

崔琰为曹丕师傅时对曹丕要求很严格。曹丕喜欢打猎，曹操征并州时以曹丕在邺留守，曹丕就经常出去打猎，崔琰不假辞色极力劝阻。曹丕也只能接受，并希望崔琰继续监督自己。

曹操为丞相后，先后任用崔琰为东、西曹掾属、征事，专门负责人才的录用、选拔、考核。曹操建立魏王国后崔琰为尚书，当时还未立太子，曹操在曹丕与曹植之间犹疑不定，就下密函征求几位重臣的意见。

既为密函，自当保密，有意见建议也应秘密呈报，只有崔琰公开回答说：“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上五官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曹操对崔琰的公忠亮节非常感慨。

之所以感慨，是因为曹植是崔琰哥哥的女婿，与崔琰有亲，而曹植之妻，也就是崔琰的侄女，因为违反规定穿锦绣服饰被曹操看见后赐死，崔琰就与曹操有私仇。

崔琰不因私废公而为国举贤，确有公忠亮节之风，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师傅总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出人头地，特别是王者之师，一旦学生胜出，师傅即成为帝王之师，这是历代文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历代太傅、少傅偏私拥立自己的学生为帝之事，数不胜数。

崔琰正直威严，不光群臣敬畏，就连曹操对他也有些忌惮。前面讲过曹操以崔琰假冒自己接受匈奴使者朝见的故事，匈奴使者凭气度认为曹操才是英雄。真人侧立，假冒者估计也底气不足心怀忐忑。

这么一个正直无私的人怎么会被曹操给杀了呢？

表面上看，事情是由一个叫杨训的人引起的，这人是崔琰推荐给曹操的。曹操为魏王后，他写了一个表称赞曹操，受到一些人的讥讽，认为其轻浮虚伪，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拍马屁。

古代推荐别人做官是件有利也有害的事情，有利的是如果被推荐者是个优秀人才，推荐者可以得到帝王的夸奖和赏赐，自己在朝中也多了一个“同党”，但如果这人是个品行不端的小人，做出了违法乱纪的事情，推荐者会被牵连，受到帝王的责怪甚至贬斥。

因为有这种连带关系，崔琰自然会关注这件事，就找杨训把草稿拿来看，看后给杨训写信说：“看了这个表，觉得很好啊！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

崔琰的本意是针对那些讥讽的人，认为那些人喜好指责而不遵循情理，估计因为崔琰正直，担任选拔人才的官员时得罪了不少人，就有人将这件事添油加醋地报告给了曹操，说崔琰“傲世怨谤”曹操竟然相信了，也认为是“意指不逊”，就以此为由罚崔琰为徒隶。

崔琰被罚后仍然交通宾客，门庭若市。崔琰在和宾客交谈时面部表情比较丰富，好像有所瞋恨。其实这也很正常，关键是要看谈话内容是什么。曹操有心要害崔琰，就认为崔琰是在怨恨自己，又以此赐崔琰死。

崔琰的死很有戏剧性。

曹操派人去暗示崔琰自杀，以三天为期。不知道是这人语言技巧不足，或者是崔琰领悟能力较差，几天过后，这人向曹操报告说崔琰仍然平安如故，气得曹操大怒，说：“崔琰是想要我亲自拿刀去杀他吗！”

这位官吏将曹操的话转告给崔琰，崔琰才恍然大悟，向这人道歉说：“我真是太笨，不知道曹公恨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于是自杀。

曹操杀忠良之臣，使崔琰蒙受了不白之冤。陈寿在《三国志·崔琰传》里列举了曹操杀孔融、许攸、娄圭之后接着说道：“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其实这件事只是表象，真实原因是崔琰公开回答了曹操征求立太子一事的秘密，引起群臣异动，给曹操建储带来被动和麻烦。

太子乃国之根本，崔琰提前暴露了曹操已有设太子之心，并公开表示支持曹丕，就算崔琰是出自公心而非贪图拥立之功，但此时曹操本人并未下定决心立曹丕，还在立曹丕还是立曹植之间犹豫。

此事涉及王家秘密和政权的延续稳定，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朝廷党争，分裂朝廷，带来朝政混乱，因此，没有人敢于公开讨论这个事情。曹操也一直是以秘密的方式征求大臣意见，比如桓阶、毛玠都是秘密地和曹操讨论这事。

最有意思的是贾诩。曹操亲自登门和他讨论这事，问他是立曹丕还是曹植，这个问题太重要太敏感，贾诩哪里敢正面回答啊，就假装没听见。

曹操有些不耐烦了，说：“我在问你话呢，怎么不回答？”贾诩赶紧道歉说：“对不起，我没听见，我正在想袁绍、刘表的事情。”

袁绍、刘表都犯了因爱立嗣引发内部混乱，导致失败的错误，贾诩不敢正面回答曹操的问话，就以此暗示曹操不要因爱立曹植，还是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立曹丕。曹操心领神会。

贾诩是个精制的利己主义者，老奸巨猾。他深知自己降将的身份在魏国并不受人待见，一味参与朝政容易引起曹操的猜忌，晚年一直闭门自守，不与人私下交往，子女婚嫁也不攀结权贵，尽量保持低调，终于得以善终，享年七十七岁，在当时已经是罕见的高寿了。

崔琰公开谈论建储机密使曹操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引起朝政波动。事涉国本，为了保证曹氏政权的稳固和延续，曹操只能杀崔琰以禁绝世人公开议论建储之口。而这个理由只能藏之于心，不能宣之于外。

正直耿介的人通常都有一个特点，长于谋国而短于谋身，很容易被人利用遭人暗算。崔琰一案，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崔琰实际上是死于曹操儿子的夺嫡之争，被曹植的心腹丁仪暗算了。后面讲到夺嫡之争时再详细述说。

杀杨修。

另外一个因为事涉夺嫡而被曹操杀掉的人是杨修。

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人。其家族也是以儒学传家的四世三公，和汝南袁氏一样，所不同的是，汝南袁氏是习《孟氏易》，华阴杨氏是习《欧阳尚书》。

曹操与杨氏家族有过节，主要因袁术而起。袁术与杨彪联姻，杨彪一直暗中帮助袁术，献帝回洛阳时，杨彪就想让袁术来接，因各种因素被曹操挟持了。曹操以兖州刺史身份入洛阳时，进宫参加朝会。一上殿，杨彪就按捺不住满腔愤怒以至形诸于色，曹操发现后，害怕杨彪当庭对自己不利，赶紧借口拉肚子上厕所，跑回军营。

袁绍也讨厌杨彪、孔融等人，叫曹操杀他们，曹操将杨彪下狱，准备以“大逆”之罪杀之，幸得满宠的苦肉计和孔融及时相救才幸免于难。曹操没杀杨彪是因为当时自己实力有限，不敢妄杀杨彪、孔融等名人担上杀贤害能的名声，影响自己的形象，使其他人舍己投人。

杨修博学多才，被曹操征为仓曹属主簿，深得曹操信任，以至于自曹丕以下的大小官员都争着与其结交，其中与曹植的关系最为亲密，最终卷入了曹植与曹丕的夺嫡之争中。

曹操杀杨修，并不是像通常所说的嫉恨杨修的文才。常举的例子有：门中写活为阔、一盒酥为一人一口酥、鸡肋口令意为要撤军、解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为“绝妙好辤（辞）”等等。

这些不过是猜字测字的雕虫小技，雄才大略的曹操断不会因此而小肚鸡肠地去杀人。杀他，不是上面那些小聪明，而是他卷入了夺嫡之争。具体过程，还是留到后面再讲。

杀许攸。

前面已经讲过，此不赘述。曹操杀许攸主要是为了维护个人的领袖形象，树立个人威望。如果老是有一个人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呼小叫地呼喊领袖的小名，到处张杨没有自己的计策，这个领袖就当不上做不成，那么，这个领袖怎样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啊？

许攸是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

杀娄圭。

娄圭也是死在口无遮拦。娄圭和许攸一样，是曹操青年时期的朋友，因其智谋过人，曹操对他也不错，但还是有戒心，不让娄圭统兵，只做参谋。曹操为安抚娄圭，赏赐给娄圭许多财物。曹操自己就曾经说过：“娄圭比我还富，但权势不如我。”也经常感叹娄圭的谋略胜过自己。

后来，娄圭与南郡人习授（此人资料不详，应是荆州望族大姓习氏家族的人）同乘一车，看到曹操外出，习授感叹曹操父子的权势，有点像刘邦看见秦始皇外出时的感叹。

娄圭此时多了句嘴，说:“人生在世，事情要自己做到，怎么能光看别人呢？”没想到习授是个小人，转身就去向曹操告密，曹操认为娄圭心怀不满，意图诽谤，于是将其杀害。（总觉得曹操杀娄圭是出于嫉妒和自卑）

曹操治国用法、用人尚才，贯穿其中的思想主旨是对儒学世家的反动和抗衡。

陈寅恪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曹操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这是明白宣示儒家豪族自来所尊奉的金科玉律并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汉征辟制度的标准儒教已经完全破产，不可依据。

三令标明了曹操政策之所在——标准是才，不是道德。三令的颁布，是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的一个大变革，并非仅止是为了求才干于一时。如果深入一步，联系曹操的阶级出身来考虑，就可知曹操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占有政治上的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的儒家教义摧陷廓清，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以与儒家豪族人物如袁绍之辈相竞争。从摧陷廓清儒家豪族金科玉律来说，此三令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的宣言。”

刘大杰先生也说：曹操的用人政策“正式毁灭了儒家的仁孝学说，而仁孝学说，又是儒家思想的根底”。

东汉末期，宦官专权于朝廷，儒学豪族则把持仕进，进行政治垄断、经济兼并，寒门士人仕进无望，庶民百姓度日维艰，以寒门政治取代豪门政治成为民心所向。曹操正是逆豪门而动顺应这个时势，豪门讲求名教孝顺，曹操就招纳不仁不孝；豪门世传儒学，曹操就力行法治；豪门崇尚奢华，曹操就提倡俭朴，以此“道”击败儒学豪族的代表袁绍，开创了魏国的寒门统治。

第四节 大力屯田 兴修水利

由于战乱的影响，田地荒芜，人口流失，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粮食成了决定社会安稳和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三国时期的各路军阀交战中，经常会出现因为粮食缺乏或耗尽而战败、罢战、撤兵的事例，也经常出现军队收粮、抢粮事例。民间因为缺粮也经常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官渡之战，曹操因烧毁了袁绍乌巢屯粮才取胜；曹操和吕布大战于濮阳，因为粮尽罢兵；诸葛亮北伐中有几次都是因为粮食不济而撤兵。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曹操受黄巾军“屯壁”方式的影响，接受枣祗、韩浩的建议，利用从黄巾军收缴的生产工具，于建安元年（196年）开始在许县进行屯田试点，取得成功后推广到所占据的其他郡县。

曹操对农业生产涉及国家命运的关系认识得非常深刻，他认为：“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国人因为重视农业而兼并天下，汉武帝凭借屯田安定西域，这是前代人留下来的优良的治国方式。”所以大兴屯田。

而建安元年在许县的试点取得成功，收获一百万斛谷物。这个成就极大地鼓舞了曹操，于是要求各州郡都要设置专职的屯田官，并在各州郡设置谷仓储存粮食。以后出征可以就地取粮，免去了运粮之苦。这是曹操最终能平定整个北方的基础和条件。

枣祗应该是第一个专司屯田的官员，被曹操任命为“屯田都尉”，然后是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屯田之功，以此二人为最，屯田起于枣祗而成于任峻。

屯田的基层组织为屯，每屯约有五六十人，管理官员为屯田司马，依次往上有典农都尉（与县令同级）、典农中郎将（与郡守同级）。屯田组织自成系统，不隶属郡县，由大司农直接管理。与和平时期比较，民屯的税赋远高于以前自耕农时期。

除民屯外还有军屯。设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和度支都尉进行管理。生产者主要是士兵及其家属，即“士家”。所谓士家，就是世代当兵的家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代代相传。

曹魏时规定，这些家庭的妇女只能嫁给士兵，寡妇也要由官府作主嫁给士兵。士家是世袭制，子弟一般不能做官，也不能脱籍。军屯更是对士兵及家属的额外剥削压榨，但就当时而言，还是利大于弊，既解决了军粮的供应，又让流离失所的农民有了较为安稳的生活状态，比起四处流浪逃荒来讲，还是聊胜于无。

在屯田的同时，曹操坚决打击豪门世族对土地的兼并。建安九年（204年）九月，曹操占领冀州后，下令免去当地农户当年租赋，每亩只收田租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并加重对豪强兼并土地的打击。废止了汉代征收的口赋和算赋，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曹操还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来充实编户，加强农业生产，使濒于崩溃的农业生产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为曹操平定北方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

曹操农业生产重点区域在华北，华北平原地势平坦，看上去很适合农业的发展，事实上并非如此，华北平原在农业生产方面有两个先天性的不利因素：

一是水资源缺乏，降雨量小。只有黄河、海河、淮河三大水系，其中主要是黄河。秦汉时期，黄河水没现在这么多泥沙，还比较清澈，当时叫大河，后来完全变黄后才叫黄河。华北平原一年的降雨量只有20到25英寸，正常情况下，这个降雨量勉强可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二是冬天气候严寒，农作物不能生长，华北平原的农作物生长期只有半年。在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空气、土壤和水中，华北平原最缺的是水，因此，历史上凡是北方政权都非常重视水利工程。

曹操大力兴修水利并卓有成效，如在舒城兴建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其余的有芍陂、茹陂、郑陂、鄢汝新陂、小弋阳陂、戾陵堨、车箱渠、雎阳渠、百尺渠及颖水南北诸陂，成国渠，临晋陂等水利设施。（陂即水库；堨即拦水坝）。

曹操兴修水利工程有两个目的：一是屯田之需；二是战争之需。水运粮食和士兵的成本低、速度快、效率高，所以在兴修水利工程时经常筑坝拦水，修建得也不是很牢固，特别是为战争而修的，要抢时间，所以虽然也有一时之利，但也有造成长期之害的。

第五节 朴素俭约 杜绝奢靡

在以屯田、兴修水利开发经济的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

曹操非常节俭，后宫妃嫔都不穿锦绣衣服，鞋子也是素面，没有任何刺绣，帷帐屏风坏了就缝补上，被褥只要能保暖就行，也没有花哨的刺绣。

曹操以身作则，也严禁自己家人穿锦绣服饰，曹植的妻子就是因为违背此令被曹操所杀。

这里有必要提到毛玠，因为他也是个节俭得出奇的人，为曹操厉行节俭之风做了较大的贡献。

毛玠就是第一个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人，后来为曹操东曹掾、魏王国礼部尚书，一直从事人才选拔工作。

毛玠非常节俭，布衣素食，得到的赏赐都用来救济贫苦的族人，家无余财。因此，毛玠也特别讨厌那些崇尚华丽的人，对政绩不显著但财产丰厚的官员统统予以罢免，并且长期不用。这就使得在职官员和求职人员都不敢在毛玠面前显富摆阔。

官员回京城的故意把脸弄脏，穿破旧衣服，乘坐柴车。军吏进府，也都穿朝服步行。对奢侈之风确实有所打击，但这也有些矫枉过正，无论官员正直清廉能干与否，都要伪装出节俭的样子，造成一种假象。

清朝道光皇帝时期也出现过这一幕。道光简朴，常穿补丁衣服，朝臣全不敢穿新衣，都把衣服撕破打上补丁才穿，以至于打补丁的钱超过买衣服的钱。朝会时满朝文武全穿补丁衣服，成为一个奇葩的景象。退朝回来，该贪的还是照贪，该奢的还是照奢。

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这种一贯俭朴作风，认为：“天下尚未安定，不要遵循古代守丧和厚葬的习俗。下葬完毕后，就可以脱去孝服。边关和重要地区的带兵将领不准离开驻防之地。其他官员也各尽其职。下葬时只需要穿上当季衣服就可以了，不准用金玉珍宝陪葬。”

第六节 重视教育 引领文学

建安七年（202年）、八年（203年），曹操两下修学令，将请教师教育阵亡将士子女的规定推广扩大到各地，要求满五百户以上的县都要设置专门的负责教育的校官，对优秀青少年进行教育。

河东太守杜畿、南阳太守杨俊、弘农太守令狐邵、平原王烈、扬州刺史刘馥等都积极贯彻了曹操的指令，大力兴办教育。东晋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教》一文中对曹操大兴学业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曹操在战争期间还能大兴教育，真是通才。

曹操本来就是个诗人，与儿子曹丕、曹植在文学史上统称为“三曹”，与建安七子一起开创了建安文风。

建安七子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因七子曾同居邺城，故也称“邺中七子”），其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人都在经历了各自不同的战乱之苦后投奔了曹操，过上了安定富贵的生活，所以他们尊崇歌颂曹操，与曹氏父子有许多诗文交往。

建安七子的成就主要是在前期颠沛流离之时取得的，战乱、灾荒、瘟疫造成的人生无常、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最能激发文人的情怀和感慨。

后期安定后，衣食无忧了，就没有那么多感伤，多的是对曹氏父子的感恩戴德，诗文中就出现了低三下四的清客陪臣之态，变得庸俗不堪了。这也可以理解，这些人大都吃过战乱之苦，全靠曹操才能够过上安稳富裕的生活，自然会感激曹操。

建安七子各有所长，但风格相似，共同特点为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总结并得到后世的认可，就是：“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学史上用四个字来总结：建安风骨。

曹氏父子也各有所长。曹操长于诗歌，现存诗歌全是乐府歌辞，体现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歌特征。

曹操的诗歌内容大致为两类，一类是悯时悼乱反映现实的如《薤露行》、《蒿里行》等；一类是感悟人生抒发情怀的如《短歌行》、《龟虽寿》等。诗歌形式多为五言、四言，特别是四言诗在《诗经》之后逐渐衰落甚至消失，在曹操手中重生并大放光芒。曹操是自《诗经》以后，中国文学史上最擅长写四言诗的诗人。

诗歌风格为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沉郁雄健。曹操反映现实的诗歌多为亲见亲历，故真实感人，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既开启了建安文学新风，也对后世现实主义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曹丕长于文学评论，其所著《典论》是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其中所提“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具有对以前文学价值评判的颠覆性意义，将文学被视为雕虫小技提升到与儒家经典价值相同的地位，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曹植长于辞赋，文采飞扬，最具才情。明代王士祯评论汉魏二千年以来的诗人时，认为堪称“仙才”者，只有曹植、李白、苏轼三人。

在曹操的引领下，建安时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璀璨辉煌的珍贵时期。

曹操不光是通常所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还是个书法家。经常与出名的书法家如钟繇、梁鹄、邯郸淳、韦诞、孙子荆等人切磋书艺，特别喜爱梁鹄的书法，行军打仗时也要把梁鹄的书法挂在帐中，有空就慢慢欣赏。魏宫的牌匾也都是梁鹄所写。

曹操自身书法成就也非常高，历史上见过曹操书法作品的人，都称赞其书法作品有“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若璀粲”、“笔墨雄浑，雄逸绝论”之大美，可惜现在几乎都遗失了。现存于世的只有两个字，即曹操征汉中时写在石门南褒河一块大石上的“衮雪”二字，现存于汉中博物馆内。

另外曹操对音律、围棋、医药等也颇有研究。

上面聊了曹操作为政治军事领袖的的文治武功，那么曹操作为个体的人又有哪些性格特征呢？下期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