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前的领土是相当大的，比后来的清朝毫不逊色。由于各种战乱和政治因素的缘故，在数百年里明朝的领土不断萎缩，到了明末的时候已经远不及仁宣之治的时候了。明朝丢失的土地除了众所周知的东北方和北方的大片领土外，在南方也丢失和很大的土地。本文要讲的孟密乱局便是明朝西南领土丢失的根源所在，也是明朝西南方向最大的祸患之一。史书上写到这个乱局时，都把成化年间的内阁首府万安作为罪魁祸首，实际上原因不止于此。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孟密乱局和西南祸患都是由文官集团造成的。

明朝对于领土内各地的统治方法不同，既有汉族聚居区的流官制，还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土官制。由于明朝时期各地社会发展非常不均衡，东部和东南部极度发达，西部和西南部极度落后，所以在落后的西南部地区就采取了土官制的治理办法。明朝朝廷在这些地方设置了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按等级可以分为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武职，和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文职，由这些本土出身的官员来管理和治理地方。位于明朝西南部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采取这种策略，不只有云南和贵州两省，还包括很多云南之南的地方。

孟密位于云南以南，原属木邦的一部分，同八百、车里、老挝都属于西南诸夷。明朝朝廷在此设置宣慰使等土司官职，并让土司家族世袭，代理朝廷管理当地的民政事务。孟密之乱是木邦宣慰使罕揲法的女儿曩罕弄引发，造成了整个明朝西南诸夷与朝廷离心离德，最后逐渐脱离明朝，成为独立的王国。

当时曩罕弄嫁给了木邦下属的孟密部族的族长思外法，依靠家族的权势掌握了孟密部族的大权。木邦宣慰使罕揲法去世后，由他的孙子罕落法承袭官职，曩罕弄作为罕落法的长辈表示反对。她挑唆族人与罕落法争夺木邦的大权，并且在孟密发起叛乱，意图从木邦独立。

双方争端非常激烈，最后闹到了驻守云南的南宁伯毛胜面前。本来这种土司政权内部矛盾，明朝朝廷一般不干预，即便干预也是以中立的立场调和矛盾，而不会刻意的偏袒任何一方。但孟密之乱的过程不同，曩罕弄采取贿赂的办法争取到了明朝朝廷的支持。孟密有一口矿井盛产宝石，曩罕弄便拿出宝石先后贿赂了毛胜、镇守太监钱能等人，让他们纵容孟密的叛乱。明朝的将领和太监拿了好处后，就允许孟密在对朝廷的进贡中单独列项，与木邦分开，于是在木邦开始出现分裂的局面。后来此事闹得很大，被太监王举上书到了朝廷。

朝廷对于孟密之乱呈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以兵部尚书张鹏和云南总兵官沐琮为代表，提出了出兵木邦平定孟密之乱的提案。另一种提案是以内阁首辅万安为代表的，他认为整个事情安抚就好，不需要出兵征讨。双方的意见争执不下，同时信息也传送到了孟密。曩罕弄怕朝廷出兵，便派人到京城向万安和万贵妃送了宝石，请他们推动孟密从木邦独立。万安于是在朝廷中大肆推销安抚策略，明宪宗朱见深采纳了万安的策略，派出右副都御史程宗巡抚云南，调节木邦和孟密的矛盾。程宗听了万安的话，在调节过程中各种偏袒孟密。

程宗到了孟密后收了曩罕弄大量的金银和宝石，在调和木邦和孟密的矛盾时偏袒孟密，使得孟密获得了许多超过其政治地位的权力。孟密在程宗的帮助下，很快正式获得了单独向朝廷进贡的权力，而不需要偷偷摸摸的贿赂朝廷大臣。然后程宗又推动单独成立孟密安抚司，并任命曩罕弄的儿子思柄为宣慰使，这些都在孟密的金钱攻势下获得朝廷的允许。于是孟密从木邦属下的部族，从木邦独立出来成为土司政权，直接归属于云南布政使管辖。脱离木邦后，孟密越发嚣张，各种招兵买马，勾结交趾，逐渐蚕食木邦剩下的领土。

因为得到了朝廷方面的认可，孟密变得肆无忌惮，不仅吞并木邦的领土，还向孟养等其他西南诸蕃提出领土要求，整个云南之南很快便陷入了内乱之中。这种内乱从成化年间一直延续到明末，给明朝的西南边疆带来了几大的破坏。最为严重的是，由于朝廷方面无节操的偏袒孟密，使得西南诸蕃大失所望，于是西南诸蕃纷纷突破安抚司的权力增兵，开始谋划脱离明朝管辖。到了明朝末年，朝廷在内忧外患之下更无法管理西南诸蕃，于是这些土司政权脱离了明朝版图，成为了独立的王国，明朝的领土也因此而大幅度的缩减。

从孟密之乱到西南诸蕃脱离明朝，前后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但是从根源上看，是明朝在孟密与木邦的问题上偏袒孟密而产生的连锁反应。后世学者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都会将罪魁祸首定位当时的内阁首辅万安。他们认为正是因为万安收受孟密女首领曩罕弄宝石黄金，在朝廷中推行安抚策略，并暗示云南巡抚程宗偏袒孟密，才使得孟密局势糜烂失控，进而造成了西南诸蕃脱离。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却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从当时历史背景来分析，孟密之乱和西南诸蕃的脱离，其实是文官集团纵容的结果，而非万安一人能够决定。

从明朝国内的形势看，西南诸蕃在当时处于非常尴尬和鸡肋的地位。因为明朝国内发展很不平衡，所以从北方的云南、贵州、广西，到西南诸蕃，都处于社会发展非常落后的境地。这些地方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和稀少的人口，汉文化覆盖率很低，自然环境恶劣。这样的地方治理成本极高，而且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矛盾时有发生，所以明朝朝廷并没有采取流官制度，而是设置土司政权进行管理。这些土司政权名义上归属于当地的布政使司，实际上世袭的，有着自己任命官职和上贡的权力。

土司自己任命官职，就削弱了朝廷在当地的人事权。土司政权自己上贡，这就不用上税，各种贡品直接通过镇守太监送入皇宫内库。而土司政权内部的一些教化流官、军队驻扎等消耗，都需要朝廷出钱维持。因此就出现了个不公平的现象，朝廷出钱维持土司地盘的平安，但最终的收益归皇帝所有，而他们对土司政权的管辖权非常有限。再加上这些地方社会发展落后，农业产出薄弱，对于朝廷没啥好处，所以主导朝廷政治的文官集团都看不上。但这些地方就是明朝建国时打下来的，又不能拱手送人，所以就成了特别尴尬和鸡肋的存在。

所以土司政权内部有啥争端，朝廷都不愿插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躲不过去了就让镇守太监去处理。问题是打仗和内乱却不是镇守太监能搞定的，必须要派出文官，这就让文官集团不乐意了。对于文官集团而言，这些土司政权没有好处，而且坏处不少，还不是汉文化传统地区，如此认真的治理更本没必要。而且一旦出兵打仗，这些都是朝廷出钱，战后的利益又归属于出兵的将领勋贵和皇帝、太监们。收益和产出不平衡，使得文官们坚决反对打仗，万安作为内阁首辅大臣，自然和大多数文官站在一起，是反战阵营的。

最早提出战争方案的是沐国公沐琮，他是云南总兵官，既是云南军队之首，又是云南勋贵之首，所以战争能给他带来极大的收益。对于明宪宗朱见深来讲，出兵云南不仅耗费很多，而且还会影响北方对蒙古和海西女真的战争，所以他也不太愿意出兵。前文的讲过当时的朝廷大权由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掌控，这两大集团都不愿出兵，所以出兵平定孟密只是武将勋贵们的一厢情愿。万安和程宗收取曩罕弄的贿赂，通过万贵妃劝说朱见深以安抚为主，其实也是符合当时朝廷大多数人想法的。虽然有少数人反对安抚，但根本无法左右局面。

在这种功利的政治思想指导下，朝廷大多数人都反战，自然平定孟密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安抚孟密和木邦的策略是万安定下来的，所以成了他的一言堂。于是派到木邦和孟密的程宗等人，就把这次任务当成了索贿之行，一路上大收孟密方面的各种好处。收了好处就必须干活，于是程宗等人偏袒孟密，瞒上欺下，使得整个西南诸蕃与朝廷离心离德，最终导致了西南内乱的扩大，和西南诸蕃谋划脱离明朝统治的事情。对于文官集团来讲，西南诸蕃非常贫瘠，他们是看不上的，所以收了好处后便默认了他们的行为。

综上所述，孟密之乱到西南诸蕃的脱离，文官集团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文官都来自东南发达地区，对于西南贫瘠的领土并不重视，甚至是嫌弃。这种对于国土的轻视，最终为国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文官集团眼里，只有东南发达的膏腴之地，而没有西南贫瘠山区的百姓和土地。

他们为官都是为了文官士大夫阶层的利益，而不是百姓利益和国家利益。这样的利益集团掌权，使得国家走上衰败之路，日积月累就积重难返。到了明末，明朝四面楚歌，根本无法收回领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们脱离明朝而去。鉴于孟密之乱的恶劣后果，这也成为朱见深执政的败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