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流氓罪是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罪名。这个罪名源于1979年颁布的中国刑法第160条，它定义了一系列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包括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破坏公共秩序等。流氓罪的刑罚在1983年的严打运动中被大幅提升，甚至可以处以死刑。

流氓罪之所以令人恐惧，是因为它的定义非常宽泛，几乎可以包含任何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在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动荡，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和执行非常严格。流氓罪成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但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恐慌。

例如，1983年，西安的马燕秦因组织家庭舞会和与多人发生关系被判为流氓罪，并最终被枪决。同年，长春的瞿曼霞因在河里洗澡时被举报与多名男性有关系，也被判处流氓罪并执行了死刑。这些案例展示了流氓罪如何被用来严厉打击那些被认为破坏了社会道德的行为。

流氓罪的严厉性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社会秩序需要重建。加之1980年代初期，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流氓罪的严厉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心。

然而，流氓罪的宽泛性和量刑的严厉性也导致了许多争议。许多人认为，这种罪名的随意性太大，容易造成量刑不公。事实上，流氓罪的规定在实际执法中难以界定，把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定为流氓罪的随意性很大，而刑罚幅度过宽也容易造成量刑时畸轻畸重的弊病。

到了1997年，随着中国刑法的修订，原有的流氓罪被取消，其内容被分解为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更具体的罪名。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法律体系的进步和对人权的更多考虑。

总的来说，流氓罪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治安罪名，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特殊环境和治安需求。然而，由于其定义的宽泛性和量刑的严厉性，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恐慌。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体系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流氓罪最终被取消，被更具体和合理的法律条款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