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最具权威性的二十四套史书，而《史记》位列这二十四套史书之首。

但翻开《史记》会发现有一个列传很奇特，这个列传就是《刺客列传》。

要知道，一般情况，史书只记录三种，第一种是皇帝，第二种是王侯将相，第三种是地理风俗制度。无论从哪一个方向去说，都不应当出现记载刺客这种情况。

毕竟刺客是干什么的？是刺杀别人的，而你记载刺客不就是倡导这种行为吗？

但《刺客列传》列举的刺客可不止一位，而是整整五位，这五位分别是：曹沫、专诸、聂政、豫让、荆轲。

而这五位的刺杀计划仅仅只有三位成功，这三位就是曹沫、专诸、聂政，而豫让、荆轲则都是以失败告终。

这说明《刺客列传》并不是以成败论英雄，既然如此，它诞生的意义何在呢？总不可能真的倡导刺客精神，事实也是如此，它倡导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

曹沫也好，专诸也好，聂政也好，豫让也好，荆轲也好，都是因为受到别人的“恩惠”才行刺杀之事。

给予曹沫恩惠的是鲁国君王，给予专诸恩惠的是公子光，给予聂政恩惠的是智伯，给予豫让恩惠的是严子仲，给予荆轲恩惠的是燕太子丹。

而他们五个人都为了给予自己恩惠的人付出血的代价，只有曹沫是例外。

专诸将剑藏于鱼肚之中，刺杀吴王僚成功，死于吴王僚的卫士之手。

豫让则是刺杀赵襄子失败，以至于被赵襄子包围，自尽而死。赵襄子在这之前已经放了他一次，因为觉得他是义士，但结果他还来一次，以至于赵襄子不能再放过他。

聂政在大堂之上杀死韩国国相侠累，自知无法逃出生天，自尽而死，但为了避免牵连到姐姐，自己毁掉自己的面容。

而他作为义士，他的姐姐也一样同为义士，明知道自己的弟弟刺杀的是韩国国相，但还是出来相认。她后来怎么样了呢？悲伤过度直接死在了她弟弟的身边。

“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刺杀的是秦王嬴政，他的事迹可以用家喻户晓来形容，相信这个过程不用说大家也都全部知道。

曹沫原本就是鲁国的大臣，他虽然是刺客，但却并没有刺杀齐桓公，而是趁着会盟，胁迫齐桓公将占领的鲁国土地全部交出来。

毕竟当时鲁国就只剩下了一个都城，要是长此以往的话，亡国只是迟早的事情。

而齐桓公作为天下的霸主，自然不会出尔反尔。

有的人或许会说，他们无非就是接受了别人的恩惠，为别人办事，哪里有你说的这么好听？别忘记，恩惠的左右两边还有一个双引号。

就拿豫让来举例，他之所以要杀赵襄子，是因为赵襄子杀了他的主公智伯，而在此之前，他也侍候过另外两名主公，这两名主公分别是范氏、中行氏。

而范氏、中行氏全部死在智伯的手上，那他为什么没有为范氏、中行氏报仇呢？因为范氏、中行氏以普通人的规格去对待他，既然如此他自然是以普通人的规格去对待范氏，中行氏。

但是智伯却以上层人的规格对待他，他自然也要以上层人的规格去对待智伯，因为智伯是他的知己者，他自然就要报答智伯，这与金钱无关。

要知道，第一次刺杀计划失败的他，将自己的全身涂上漆，以至于全身溃烂，又用火炭将嗓子烫哑，以至于说话沙哑。

为的就是防止赵襄子将他认出来。

有的人为他感到不值，说你这样倒不如直接投靠赵襄子，利用门客的身份对他进行刺杀，岂不是更加简单。

而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都做了别人的臣子，怎么能再去刺杀别人？我这样是为了让天下那些怀有二心的臣子羞愧难当。

“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史记·刺客列传》

什么叫大义？这就叫做大义，以身正道。

而指使聂政刺杀韩国国相侠雷的严仲子，在结识聂政的时候，他是知道聂政不可能为他执行刺杀任务的，因为聂政的母亲还在世。

但他依旧与聂政交好，甚至还将上千金给予聂政（聂政并没有收），还以最高的规格对待聂政的母亲。

直到后来聂政的母亲去世，聂政才找到严仲子，要接下这一趟刺杀任务。

对于这一趟刺杀任务，是肯定有去无回的，因为他要刺杀的可是韩国国相，这也是为什么严仲子要他多带几名卫士，但是他却说以防走漏风声，危害到严仲子，自己一个人去即可。

难不成说这是为了钱？要知道，聂政可没有接收过他一分钱。

要说给予的话，这五名刺客的主公给予的都是尊敬，毕竟他们刺杀的可都是各顶各的人物，除了聂政刺杀的是二把手之外，其他四位刺杀的可都是一把手。

这种刺杀行动明显就是有去无回，但他们还毅然决然的去做，这明显不是为了钱。

毕竟有钱还得有命花，哪里有人明知道自己这笔钱没有命花，还要答应下这一门差事，那钱又有什么用。

而从后来的史书中再也不曾出现有一个列传单独记载是“士知己者死”的内容，就可以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单纯的侠义精神也不复存在，要么是为了金钱，要么是为了权力，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