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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组织迎来了一名同志的入党申请，这本来是件好事，然而，有同志提出了质疑。

因为这位同志的社会关系过于复杂，他与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关系密切，还曾是张学良将军的座上宾。

就在那时，周总理站了出来，反问那些质疑的同志：“你的社会关系不复杂，但他做的事，你能做到吗？”

还别说，他的本事还真的挺大，他是周总理单线联系的红色特工，保密级别比李克农这个“特工之王”还要高，其他人都调不动。

他去世27年后，俄罗斯还曾颁发纪念卫国战争纪念勋章给他。

这位让周总理力排众议也要同意入党的同志，到底是什么人物，一切就从这位同志入党时说起吧。

这位由周总理单线联系的同志，正是战争时期，党组织内除“龙潭三杰”外，与沈安娜、熊向晖等人齐名的阎宝航。

事实上，早在10年前，他就曾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当年接收他申请书的是苏子元同志。

他的身份确实很特殊，当年为了让他加入组织花了不少工夫，但最后还是没成。

10年前的那封申请书，由苏同志转手，一路送到了周总理的手上。

他和代表团的同志清楚阎同志的情况，都同意了入党申请。

然而，这份申请书最后被共产国际驳回了，给的意见是，他们认为阎同志与国民党要员走得太近，不大可靠。

一直到1937年，西安事变顺利结束后，周总理才借这个机会，力排众议，同意了阎同志的申请。

也就是在第二次申请时，发生了其余同志质疑阎同志可靠性的情况。

事实上，从社会关系来看，阎同志确实比较特殊，因为他在国共两党都是有能力、有名声的人物。

他深受老蒋、宋美龄等人的赏识，与张将军是莫逆之交，军统头头、黄埔系将领也与他关系良好。

可以这么说，那时，他与国民党内的各个山头关系都不错，多数人认为他是个可靠的人。

在国民党内，他关系最好的就是张学良将军，阎同志从少年时期就认识了。

很早以前，阎同志尚未接触党组织时，他曾是一名基督教徒，这为后来他与张将军相识埋下了伏笔。

不久，阎同志认识了张学良将军，自那以后，他就经常同将军一起参与各种活动。

两人一见如故，后来还一起去上了英语夜校，经常交流阅读感受，这让张将军把阎同志视为自己亲近的知己好友。

他从奉天的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就跟朋友开了一个贫儿学校，专门招收那些家境贫困、被抛弃，很想学习的孩子们。

1919年那会儿，张将军曾参观过这所学校，他看学校设备简陋，当即捐了一笔钱。

后来，他一路升官，到军团长时，又给好友的这所学校捐了不少钱，以改善伙食。

7年后，阎同志拿到了青年会的介绍信，想让他去英国留学进修，但路费、生活费自付。

那会儿阎同志虽然自己有工资，但每个月只有25元，他的这点工资完全不够的。

张将军得知后，主动写信，表示自己愿意出钱资助留学。

很快，他如愿去了欧洲，学习到了丰富的知识，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关注国内局势，还有挚友的情况。

不久，阎同志立刻返回国内，帮助张将军渡过难关，可见他们的关系有多么亲近。

至于老蒋、CC系等，这些山头人物，则因为张将军，还有他在国民党内出色的工作能力，非常信任他，鲜少怀疑他的身份。

陈诚曾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阎宝航都是共产党，那他与其他人都是共产党。

可见，他们对阎同志信任到了一种地步。

就算到了后期，老蒋等人发现了一些端倪，也更倾向于威慑，而非直接将人抓走。

正是他这样复杂的社会关系，才成为组织内进行情报工作的优秀人才。

就比如，他入党两年后，周总理安排他在重庆定下来。

没多久，时任卫戍司令的刘峙就找上门来，说是“登门拜访”，实际身后还带了两名背枪的士兵。

刘峙是个爽快人，直接就说了他家里的孩子为何陆续去了延安，他怀疑阎同志是共产党人。

对面说得不错，他家里的4个孩子确实陆续送到延安学习、搞革命，只有把年龄尚小的一双儿女留在了身边。

面对质疑，阎同志不动声色，他说孩子们大了，他们想去哪里，他这个父亲也管不了。

刘峙此次前来，根本没法给阎同志定性，因为没有证据。

更令他头痛的是，阎同志和宋美龄关系很好，宋曾下令，谁也不许动他，因此，他此次登门，只是小小“威胁”一下。

这件事他没有给家人们说，就算每天回家，发现军统的人跟在身后，他也照常生活，没暴露一点破绽。

除此之外，他在群众间也享有声望，尤其是在奉天当地，他还被称为奉天的“林则徐”，这个称号又从何而来？

阎宝航同志在党内，除了是与周总理单独对接的“红色特工”外，他在奉天，被大家称为“奉天林则徐”。

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就还要从他认识张学良将军时说起。

1928年6月，皇姑屯发生了爆炸事件，日军加紧侵略东北的脚步。

此前，阎同志还在留学，虽身处异国他乡，但仍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情况。

就在东北十分困难的时候，他毅然返回国内，帮助张将军渡过难关。

遗憾的是，他们未能挽回沦陷的东北土地，日军还在他们的家乡上种植生产大烟的作物。

不仅如此，他们在南满铁路沿线种植了生产其他成瘾物的作物。

清政府尚在时，人们就已经领教过大烟的厉害了，而今东北里冒出来那么多烟馆。

这令阎同志异常愤懑，1929年7月，他在辽宁成立了拒毒联合会，并发表了痛心疾首的宣言。

第二年，他将每年的5月5日定为拒毒、禁烟的日子，还组建了4支宣传队伍，教育群众吸食大烟的危害。

光是1930年那一年，他带队收缴、销毁成瘾物的行动就有3次，其中第二次销毁的最多。

大家都把那一次拒毒活动，当做新时代的“虎门销烟”，而阎宝航同志就是奉天的林则徐。

每次销毁活动开始之前，他都会邀请驻扎沈阳的各国领事前来参观，还会请市内的警察帮忙维持秩序。

那时，德、英、奥、苏的领事都到了现场，只有日本领事拒绝到场。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销烟活动是在排日，有碍两国邦交，还警告阎同志等人不要多管闲事。

不管日军如何威胁，他坚持销烟，群众拍手叫好。

后来，他还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第三届会议上，作为中方代表团的一员。

第三届会议正好是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会上，他向大家披露了日军侵华的文件，即著名的“田中奏折”，全场哗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日军就公开张贴通缉令，拿5万大洋悬赏阎同志的头。

显然，他们一直记着这两笔账要算，但他们没想到，就算再怎么围追堵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帮助应该帮的人。

当年被通缉的爱国人士不止阎同志一人，但他确实是日军的重点关注对象。

混乱之中，他的妻子高素女士和他走散了，这名女士带着5个孩子，肚子里还怀了一个，十分艰难。

为了活命，她和孩子们藏进了沈阳东郊的女子学校，幸运的是，阎同志的好友赵世涛很快找到了他们，并将其接到了皇姑屯车站。

那时，车站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们，谁也不想让谁，身怀六甲的高素女士和5个孩子肯定是挤不上去的。

赵同志十分焦急，情急之下，他直接在月台边跪下，大喊道：“诸位同胞，这是抗日英雄阎宝航的家眷，请你们行行好，让她们上去吧！”

他这一吼，车站上的人们都安静了，纷纷自觉让出一条道，还有的伸手把她们给扶上了车。

这一件事足以见得，当年在阎同志在东北地区的活动，赢得了多少民心。

西安事变发生后，作为张将军的挚友，他曾多次向老蒋求情，让他放了张，但始终未能如愿。

1936年12月28日，阎同志见到已经被软禁起来的张将军。

此前，他曾批评过张将军，说将军怎能对东北地区坐视不管，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多少知道了将军的问题和苦衷。

见面那天，阎同志还看到了宋子文，正给张将军带话，要他过几日就动身，同老蒋再谈判。

他一听就知道这是个陷阱，迫于形势，他转头去问本人的意见。

张将军说的话看似委婉，实际已经做好了决定。

他说自己要跟着回西安，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老蒋他们怎么对他都无所谓。

听到这句话，阎同志也没法再说其他的计策，只能点点头，尊重将军的选择。

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一次谈判前的见面，竟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就在送别好友后，阎同志转头继续投入到紧张的情报工作中去。

而就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他创造了两个几乎算得上改变历史的奇迹。

阎宝航同志为何直接受周总理调遣，其他人都调不动他？

这就要说道，当年他的情报工作中，最满意的两次行动，这两次行动，从一些层面来讲，确实影响了二战的节点。

1937年秋天，受周总理、李克农等同志的嘱托，他展开了国际上的情报工作。

那个时候他已经秘密入党，这个事只有南方局的几位领导同志了解详情。

1938年10月，阎同志来渝，他利用自己的多重身份，游走于国民党各派，从未暴露。

第二年，周总理设法给他在重庆村17号，安置了房子，称为“阎家老店”，那里也是组织的秘密联络点之一。

1940年9月，轴心国成形后，日军一直致力于劝诱国民党投降，并大力压制国内的抗日运动。

他们期望能尽快结束战争，好与德军一起进攻苏联，不仅如此，德军也参与了劝降。

时间来到1941年5月，驻德武官桂永清闲来无事，同一名德国军官聊起天来，感慨国内的东北、华北等地的问题太难解决。

而那军官不以为然，他表示中国的问题很简单，在6月22日之后，德国进攻苏联便可迎刃而解。

得到这条消息后，这名武官立马秘密报告给了老蒋，顽固派们高兴得不得了。

他们等着八路军同日军打得两败俱伤，等我军北上抗日后，必定会面临日、德两军的双面夹击。

他们还天真地认为，假如苏联被灭，日军会花更大力气来消灭共产党人。

因为这个消息，当德军代表访问重庆时，老蒋等人特地安排了舞会。

而身为政治设计委员的阎同志，也被邀请进去了，他有些不解道：“诸位为何如此高兴？”

有热心人悄悄告诉他德军的消息，他面上滴水不漏，宴会一结束，他就立马报告给了周总理。

那时，是1941年6月16日，距离德军袭击仅有6天时间。

消息传到延安后，又立即转达给了苏联，斯大林本就预测德军极有可能偷袭，只是不知道他们会从哪里下手。

有了确切日期，他们也能提前做好准备，于是列宁格勒、波罗的海、敖德萨等地区都做好了准备。

正如情报中所说的那样，德军于当年6月22日凌晨四点展开了闪电战。

苏军有所准备，避免了更为惨重的损失，斯大林后来回电，高度赞扬了阎宝航的情报工作第一。

这是阎同志在二战中影响的第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则是间接捣毁日本“关东军”防御体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国民党内是日益如鱼得水。

1944年夏天，阎同志设法从国防部的朋友那里，搞到了“关东军”在东北境内的所有资料。

这份资料具体到了日军的一切部署，基地地址、兵种、武器等等，基本上拥有了一整套答案。

与此同时，太平洋上，日军与盟军的战况胶着，急需一个突破点。

盟军迫切希望苏联能够出兵，将“关东军”给打下来，而这支部队是日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也是日军总侵略最后的底牌。

拿到这份宝贵的消息，阎同志立刻送到周总理桌前，再转至延安。

这就相当于提前拿到了答案，1944年8月8日，苏军对日开战，迅速突破了“关东军”苦心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

“关东军”的覆灭彻底粉碎了日军在东北韬光养晦，垂死挣扎的幻想，而这也加快了日军投降的速度。

阎同志这两次情报工作都极为关键，一定程度上影响二战的局势，说是他的“得意之作”也不为过。

新中国成立后，他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为祖国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然而，在混乱年代，因为他极特别的过往，有人给他扣了莫须有的帽子。

阎宝航同志竟惨死狱中，连骨灰都没能保留，1968年5月22日，他在狱中去世，享年73岁。

远在异国的老友张学良将军听闻噩耗，心中的悲伤难以言喻，后来他自己出资成立了以阎同志命名的教育基金。

直到1978年，他才得以恢复清白，骨灰盒则被安放在了八宝山上。

1995年，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俄罗斯送来了3枚卫国战争勋章，以此感谢阎同志和他的部下，当年在二战中的贡献。

世界并没有忘记他的贡献，在他离开27年后，真相得以大白，荣誉也回归到他的身边，阎宝航同志的成就，值得每一个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