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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权内隐藏着一个极为神秘的机构。看似只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一个附属单位，但由于其直接归属于委员长蒋介石，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政治中枢。正是因为这一点，国民党的高层人物，包括特务首领戴笠在内，都对这个机构心存忌惮。这个机构，就是蒋介石的侍从室。

为何侍从室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势？其实并不神秘，因为它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个——蒋介石。

“侍从”一词，在汉语中原指陪侍皇帝的人。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朝，《汉书》中就有相关记载：“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以及“皇后舆驾，侍从甚盛”。从蒋介石给这个机构命名的方式来看，可见他将自己视作中国的统治者。

在1932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获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行动。

为了更好地指挥，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委员长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军事行动。蒋介石的谋士杨永泰向蒋提出，将随行的参谋人员和保卫人员组成一个新的部门，以便于进行“围剿”工作。蒋介石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侍从室”正式成立。

侍从室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最初仅设有一个室和四个组，由晏道刚担任室主任，四个组分别为警卫组、秘书组、调查组和总务组。

到了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进行了改组。改组后，侍卫处分为侍一处、侍二处和侍卫长三个系统，下设六个组，负责党务、政务、军务、外交和保卫等事务。

侍卫长负责的警卫部门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直接负责蒋介石夫妇的安全工作。侍一处负责军事事务，包括重大军事决策、作战指挥、部队训练、交通运输、后勤补给和人事管理等。所有全国各地军政大员的请示报告都需要经过其审阅后呈报给蒋介石。

侍二处负责政治、党务和秘书业务，辖管行政院所属各单位、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中统”等特务组织。各省、市地方政府的行政首脑向蒋请示汇报的文电也由侍二处处理。

1938年，蒋介石决定将侍一处和侍二处中的情报业务合并成立一个独立的第六组，即情报组，负责掌握国民党政府和军事人员的人事情况。所有政府官员的任免都需经过该部门的审查研究，并提出人事资料，由蒋介石亲自审核。

抗日战争后期，经过陈果夫的建议，蒋介石成立了侍从室第三处，负责人事调查工作。至此，蒋介石的侍从室权力达到了巅峰。

侍从室三个处的主任都是国民党的军政重要人物，晏道刚、钱大钧、林蔚、贺耀祖、张治中等都曾担任过侍一处的主任。而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更是被誉为蒋介石的“文胆”，连掌管国民党财政大权的孔祥熙也不敢得罪。至于侍三处主任陈果夫，则是国民党内C.C派的领袖，一直掌管着国民党的党务。

初建之时，侍从室职责清晰：“与军委会密切合作，在委员长行动中提供支援与传达信息。”实际上，这个重组后的侍从室成为了一个掌握重权的机构，涵盖了军事、党政和人事的重要职能。

因此，蒋介石对侍从室人员选拔极其严格，内部流传着“没有黄、陆、浙背景，就别想进侍从室”的说法。这里的“黄”指黄埔军校出身，“陆”指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浙”则是指来自浙江。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即便再有才干，也很难进入侍从室的门槛。

即便是文职人员，大多数也是海外留学归来。他们被蒋介石选拔到侍从室，用以研究社会问题，为其治国提供意见，同时负责起起草各种公告、演讲稿等任务。

侍从室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团队，对于人员选拔，最关键的标准是“忠诚”。只要忠于蒋介石，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即便道德有争议，蒋也会选择视而不见。比如，曾任侍从一处主任的钱大钧贪婪好色，能力平平，但对蒋的忠诚毫无疑问，因此能够长期任职。

在人员调配和任命上，蒋介石的策略十分高明。侍从一处的主任变动频繁，十年间就换了七任；而侍从二处相对稳定，从主任陈布雷到各组长，人员变动不大。这是为何呢？

蒋介石认为，侍从一处主管军事、情报，对内外联系重要，权力巨大。即便是自己的亲信，如果长期掌握这个位置，可能会形成自己的势力，甚至篡夺其权力。频繁更换侍从一处主任，是为了防止权力集中，确保他的独裁地位。

相较于侍从一处，侍从二处负责政治、党务等，与军队接触较少，主要由文人组成，更易受蒋介石控制，因此变动较少。陈布雷能在侍从二处任职十余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1940年，侍从三处应蒋介石之命设立，主要负责人事调查、登记和“中训团”学员事务。由于成立时间较短，人员变动也相对较少，陈果夫一直担任其主任。

侍从室是国民党政权的一种特殊存在，完全是蒋介石权力欲的产物。有了这个机构，蒋介石可以绕过政府的各个部门，独断专行，实现其意志。

在国民党内，侍从室是一个权力独揽的角色，即便是像戴笠这样备受蒋介石信任的人，也对侍从室主任这个职位垂涎欲滴，希望能够进入这个圈子。1939年初，蒋介石决定将侍一处和侍二处合并，成立一个全新的第六组。戴笠得知此消息后，竭尽全力通过各种关系和求情手段，甚至找到了“国舅”宋子文，希望他能够向蒋介石施加影响。然而，蒋介石担心戴笠权势过大难以掌控，一直未作出答复，而是让另一位亲信唐纵担任了这个职位。

无法成为组长让戴笠意识到蒋介石对自己存在忌惮之心，为了维持军统局副局长的地位，他极力拉拢和讨好唐纵。在军统的会议上，戴笠多次强调唐纵是军统局的“最高领导”，要求手下对唐纵格外尊重。每逢节假日，戴笠都会特批款项送到唐纵手中。仅在1944年，他以各种名义送给唐纵12万元，而唐纵当时的月薪仅为480元。

除了对军统的影响外，“中统”的高层也不敢得罪侍从室主任。因为蒋介石曾下令侍从室对中统和军统的工作进行考核，并要求侍从室建立一个监督和控制党政军各机关的监察网。因此，中统高层的人也像戴笠一样，竭力想进入侍从室。

与戴笠不同的是，陈果夫的愿望最终成真。1940年，他根据蒋介石的要求成立了侍三处，负责人事调查考核、人事登记和“中训团”学员的通讯、调查等事务。

侍从室的权势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不满，一些人指责侍从室“独霸权力”，要求削减其权力，甚至有人建议取消侍从室这个部门。然而，蒋介石却不肯答应这些要求。

对党内的指责让侍从室的成员感到不安，为了安抚他们，蒋介石多次提高他们的待遇和晋升机会，希望他们能够全力为自己效力。

同时，蒋介石也对侍从室的成员要求严格，要求他们尽职尽责，不能有丝毫懈怠。有一次，南京工兵学校请蒋介石颁发训词，但蒋介石觉得文字草率，直言不满。另一次，某战区送上一份厚厚的作战计划，侍一处主任张治中匆忙签字，却遭到蒋介石的批评。

抗战胜利后，受美国军事顾问团建议，蒋介石撤销了侍从室，将其改组为军务局和政务局，同时侍从室的侍卫力量改编为国民政府警卫总队，继续执行侍卫和警卫任务。这一改革只是换汤不换药，侍从室被换了个名字而已。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在台北设立了所谓的“总裁办公室”，继续延续侍从室的组织和制度，被许多人称作“新的侍从室”。这表明，即使逃到台湾，蒋介石也不会放弃其独裁统治的企图。

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受严格选拔的职位，这些人应该对蒋忠诚无比。然而，令人震惊的是，竟然有一个长期隐藏的中共地下党员混迹其中，他甚至成功地策动了蒋家内部的“御林军”预备干部总队和伞兵团的起义。蒋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怒声喝道：“段伯宇这是在图谋毁我国家大计啊！”段伯宇，就是那个意想不到的内鬼。

段伯宇的父亲是老同盟会员，与蒋介石、钱大钧是留日同窗，曾在段祺瑞政府任职，后来辞官回乡从事教育事业。

受父亲的影响，段伯宇自幼思想开明。抗战爆发后，他于1938年前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前，组织找到他，表示他的身份很特殊，想要将他派遣到国民党内部从事地下工作。

1939年，段伯宇经组织安排，进入重庆的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毕业后，他经由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推荐，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

钱大钧对段伯宇十分赏识，将他安排在侍从室的情报部门工作。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段伯宇竟是潜伏在其中的共产党员。

不久，段伯宇接到了一份关于中共广东游击队东江纵队转移到华北地区的情报。这份情报提到了东江纵队将经过日占区，段伯宇感觉这是对东江纵队的威胁。在征得上级同意后，他提出让东江纵队乘船北上的建议，并成功阻止了国民党的阴谋。

1948年，段伯宇晋升为少将，同时任命为军务局第四科科长，负责宁沪杭海陆空三军的供给。汤恩伯想要巴结段伯宇，因此大部分事务都由段伯宇决定。

利用汤恩伯的信任，段伯宇加强了对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工作，成功策反了一些重要部队，形成了一条秘密战线。

1949年4月，段伯宇接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指示，发动预干总队起义，与人民解放军配合，最终成功过渡到苏浙皖边区。

4月6日，嘉兴市的街头显得格外安静，只有微风拂过树梢，带来一丝凉爽。在这平静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场重大的行动。段伯宇悄悄地来到这座城市，他心中的紧张与期待交织，开始了起义前的部署。

4月7日凌晨，嘉兴市的天空还漆黑一片，星星点点，仿佛是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守护者。然而，在这安宁的背后，段伯宇和贾亦斌带领着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的4000余名勇士，悄然举行了起义。消息传来，蒋介石震怒之下，急忙指示调集兵力，企图围剿起义部队，将段伯宇等人一网打尽。

段伯宇带领起义部队在围追堵截之中举步维艰，他们且战且退，饱受敌人的火力压制，但毫不退缩。终于，在经历了艰苦的行军和激战之后，他们于4月12日下午抵达了天目山解放区，与中共苏浙皖边区游击队会师。

几天后，段伯宇在丹阳与陈毅进行了交流。他心怀愧疚地向陈毅汇报，承认未能将起义部队完整地带至解放区。陈毅却亲切地安慰道：“你已经胜利完成了使命，我将向党中央为你请功！”

1949年10月1日，段伯宇与战友贾亦斌一同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一刻，是他们的光荣时刻。段伯宇在解放后一直在军中服役，直至1982年以副军职离休。

蒋介石的侍从室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在国民党中地位显赫。尤其在抗战八年中，其地位更是不可撼动，权倾一时。这也是为何即使是像戴笠这样的特务头目也要对侍从室忌惮备至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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