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哪个时代，人才都深受统治者的重视，而为了将拥有出众才能者从寻常百姓中选拔出来，选官制度便由此诞生，并不断发展。汉武帝在位期间推行察举制，由各地方长官自行考察人才并向上级推荐，而评判人才的重要指标则是孝行，也就是所谓的“举孝廉”。

曹魏建立后，曹丕采纳尚书令陈群的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为选拔官吏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标准，但与此同时也导致门阀士族垄断朝堂，出现所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情况。隋唐时期，科举制出现并成为了此后千余年最为主流的选官制度，而科举考试中的头名则被称作“状元”。中国从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一直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废除科举，这项制度延续了一千三百年，被西方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那么，我国历史上首位有据可查的科举状元是谁，他有过怎样的成就，最终结局又是如何呢？

根据目前的史料记载，我国历史上首位状元乃是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状元及第的孙伏伽。大约在隋朝初年，孙伏伽生于贝州武城县，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一带。成书于唐末五代时期的《唐摭言》曾记载道：“而进士，隋大业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孙伏伽，皆隋之进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于贞观。”由此可见，孙伏伽早在隋朝时就曾参与科举，并考中进士。“孙伏伽，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劳补万年县法曹。”

唐朝建立后，“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闻“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闻其过也。方自谓功德盛五帝、迈三王，穷侈极欲，使天下士肝脑涂地，户口殚耗、盗贼日滋。当时非无直言之臣，卒不闻悟者，君不受谏，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开不讳之路，官贤授能，赏罚时当，人人乐业，谁能摇乱者乎？陛下举晋阳，天下响应，计不旋跬，大业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难也。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凡搜狩当顺四时，不可妄动。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献鹞者，不却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国参军事卢牟子献琵琶，长安丞张安道献弓矢，并被赉赏。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岂少此物哉？其二：百戏散乐，本非正声，隋末始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得不变。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称，以衣妓工，待玄武门游戏。臣以为非诒子孙之谋。传曰：“放郑声，远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请并废之，以复雅正。其三：臣闻“性相近，习相远”。今皇太子诸王左右执事，不可不择。大抵不义无赖及驰骋射猎歌舞声色慢游之人，止可悦耳目，备驱驰，至拾遗补阙，决不能也。泛观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乱之。愿选贤才，澄僚友之选。’帝大悦，即诏：‘周、隋之晚，忠臣结舌，是谓一言丧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与天道，然冀弼谐以辅不逮，而群公卿士罕进直言。伏伽至诚慷慨，据义恳切，指朕失无所讳。其以伏伽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初，帝受禅，伏伽最先谏，帝欲尽下情，故不次见拔，以示群臣。”对此，《新唐书》评价称当时唐高祖想要鼓励群臣踊跃进言，所以才特意提拔孙伏伽，树立一个直言进谏的典型。这一点从他之后对裴寂表示“若李纲、孙伏伽，可谓谊臣矣。俯首噤默，岂朕所望哉？”也可以看出。“是时，军兴赋敛重，伏伽数请厘损。帝语裴寂曰：‘隋为无道，主骄于上，臣谄于下，下上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宁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乱责武臣，守成责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虚心尽下，冀闻嘉言。若李纲、孙伏伽，可谓谊臣矣。俯首噤默，岂朕所望哉？’”

值得一提的是，“始，伏伽拜御史时，先被内旨，而制未出，归卧于家，无喜色。顷之，御史造门，子弟惊白，伏伽徐起见之。时人称其有量，以比顾雍云。”对其沉稳的性格佩服不已。

孙伏伽

唐太宗即位之后，孙伏伽很快被赐爵乐安县男，又升任为大理寺少卿。尽管史书中没有明言，但许多人都据此推测孙伏伽实际上参与了唐太宗为了与太子李建成夺权而发动的玄武门之变，并在其中有所贡献，这才火速得到了提拔。不过，从孙伏伽没能入选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且只被封为男爵来看，其功劳应该不是很大。

众所周知，唐太宗是一位武德充沛的帝王，如果不是当了皇帝，他完全可以被称作是唐初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太宗文皇帝以铦戈起晋阳，不转盼而取咸阳，成帝业”。在隋朝末年的动乱中，唐太宗通过平定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军阀证明了自己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而在此之外，他还弓马娴熟，尤其喜好游猎。即便是当上皇帝后，唐太宗仍然经常外出打猎。这一点和孙权很像，当年孙权也经常去打猎，而张昭就去劝谏他，孙权只是“笑而不答”：“后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昭为军师。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为方目，间不置盖，一人为御，自于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昭虽谏争，常笑而不答。”

张昭拿孙权没办法，可孙伏伽却能让李世民听进去：“帝数出驰射，伏伽谏曰：‘臣闻天子之居，禁卫九重，出也警，入也跸，非直尊其居处，为社稷生人计也。比闻陛下走马射帖，娱悦群臣，殆非所以导养圣躬、垂宪后代，此直少年诸王务耳，安得既为天子，尚行之乎？窃为陛下不取。’帝悦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

后来，孙伏伽曾短暂因受牵连获罪而被免官，但很快就又被起用为刑部郎中，后转任大理寺卿。“后坐奏囚失，免官。起为刑部郎中。累迁大理卿。时司农市木橦，倍直与民，右丞韦悰劾吏隐没，事下大理讯鞫。伏伽曰：‘缘官市贵，故民直贱。臣见司农识大体，不见其罪。’帝悟，顾悰曰：‘卿不逮伏伽远矣。’久之，出为陕州刺史，致仕。显庆三年卒。”这位以敢言直谏、刚正不阿著称的史上首位状元尽管没能得到追封和赐谥，但其一生已经足够传奇，值得后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