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叫“毛星火”的网红要起诉莫言，理由是莫言的作品“抹黑先烈”“贬低中国人民”“美化日军”。

这位老哥在微博已经批评莫言已经批评了两年了，但是一直不温不火。一直到他改变了战术，不批评了直接去人民法院起诉，才火了起来。胡锡进出来批评了两句，说这不是在瞎胡闹炒自己嘛，是不是想利用民粹发爱国财呀？结果把毛星火给惹毛了，连老胡也一起被告了。

我觉得老胡说得有道理。希望毛老哥万一看到了也不会再发毛，不要来告我，也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十多年前，莫言有点意外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但后来大家又觉得并不意外，因为莫言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整体上是比较灰暗的。而比较灰暗的格调，又相对比较能够获得国外评委的欢心。

颁奖的那天授奖演说里，评委夸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不过其实这也没啥。现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们自己心里清楚就可以了。而且文学本身，有一个特别巨大的分支，就是以批评和剖析人性的灰暗为己任的。莫言的作品有这样的倾向，他所描写的与真实的世界未必一致，但这不是应该对他上纲上线的理由。

文学其实没那么重要，如果他说得不太对，由市场来给出冷淡的回应，看客批评几句就够了。除非是有重大的原则问题，否则不至于要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亏，我们早就吃过了。

从我的角度，莫言的书所存在的问题，只是不太好看而已。在他获得诺奖之前，或者之后，我都是这样认为的。

多年前我读过他的《红高梁》，这是一本故意把时间顺序打得一团麻乱，以增加神秘性和阅读难度的现代主义中长篇小说。我当年读的时候，只是出于本能不喜欢这种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的做法。现在年纪大了，可以从道理上非常肯定地说这样做是不对的。

真正的好作品都是好好说人话的。故意给大家制造阅读难度的，都是下乘的玩法。

读过《红高梁》后，我在学校里见过莫言一次。当时他出了一本书，到我们学校做演讲，同时推销他的新作。我当时做了笔记，他大概讲了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现在这时代，写作已经不神圣了，所有人都可以写，所以作家也没有什么神圣使命了。第二个是，好作品的关键在于故事得精彩，得能够吸引人，能够娱乐读者。第三个观点是作家创作时，所要表达的思想对读者来说是不重要的，大家自行理解就行了。甚至作家有没有思想也不重要，说不定大家所理解的，都超越作家本身了。”

我那时候很不赞同这些想法，尤其是第三点。因为当年我认为文学应该是神圣的事，作家应该得有深刻伟大的思想，才能够创作出好作品去影响大家，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当时非常喜欢巴金的一句话：“文学是为了使人变得更好。”文以载道嘛，思想都没有怎么能算好作品。

不过我现在反而或多或少比较赞同他一部分观点了，倒也不是说认同文学可以不要思想，而是因为认识到了文学和文学家本身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

作家往往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这种聪明和敏感一般是集中于一个狭窄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他们什么花都能玩出来，确实可以给人带来许多丰富的体验，甚至是思考。我少年时就是个很喜欢文学的人，文学作品确实给过我许多美好的体验。

可是，极度感性的作家，在认知方面常常是有局限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文艺人士的行为，咱普通人看起来常常觉得无法理解。

比如说张爱玲吧，我看她写的《半生缘》《多少恨》这些作品，真是冷静刻骨到极致，观察力和表达能力真是爆表，可现实生活里她却一二再再而三地像个傻逼似的一直被胡兰成白漂着，而且至死不悟。

我当年不明白，这么聪明的人，怎么这么简单的事实都看不明白。现在我知道了人的聪明都是有限度有范围限制的。文学家常常在这个领域里是天才，在其他领域里却盲目冲动，毫无理性可言。

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不论他们意愿多么强烈，他们所认知和描写的世界，本身就是局限的，未必会准确全面。我们可以参考，但一定不能盲目全信。

尤其是手上有孩子的，孩子们爱阅读爱看文学作品是好事，但家长得引导引导，让他们进得去也出得来，不能盲目全盘接受，要到实践和观察中检验。

回到莫言这个题目上，我不觉得莫言所谓的批判有多准确，有多大的参考价值，但也不认为因为他把中国人写得灰暗一点，就要去揪斗他。文学作品没那么神圣，但依然有独特而美好的价值。